没有隐私的中国人：怎样反驳“你没做坏事，要隐私做什么？”

隐私对人的精神成长有多重要？｜心理｜教育｜历史｜代际创伤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下，就是最近有网友问到和我语音聊天过程中的隐私问题，这里我统一说明一下：如果我们聊天后，我想引用你的个人经历去做视频，肯定会提前征求你的同意。如果要引用你发布的图片，也会将一切可能涉及你个人信息的地方抹去，只保留能说明问题的真实部分就好。在视频发布后，我也会把视频评论区里对你的个人经历负面评价的评论删除。在语音聊天的过程中，我也不会问你和话题无关的隐私问题和过分精确的个人信息。如果你觉得有些信息不想暴露，也完全可以拒绝。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刚好想和大家聊聊隐私与自我成长。

我记得2018年3月，李彦宏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更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当时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虽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各个国家都存在着公民隐私权受威胁的倾向，但在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学校，乃至家庭，对个体隐私的窥探却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虽然作为法律概念的隐私权，人格权早就被人所熟知，近些年来，也有很多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要树立和尊重个体的边界意识，“边界感”也一度成为网络热门词，但这种反思和强调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面有社会制度的原因，但我也越来越感觉到，在中国，一个人要建立起人格和隐私意识之所以那么困难，不仅是因为这些概念是纯粹的西方词汇，更是因为这些概念背后的文化土壤和那种丰富的意味，是你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道德体系中很难看到的。当然这是一个值得长期讨论的话题。那这期视频，我们先从个体自我成长的视角来探讨隐私和边界有多么重要。

在和我聊过天的网友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成长中的一个细节，那就是他们从儿童阶段到青春期，在家里都缺乏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空间， 虽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父母经常不允许他们锁门，要么就是门锁坏掉了，但一直不愿意去维修，很多父母也没有进房间前敲门的习惯，而是选择直接闯入。如果他们坚持要锁门，可能会激怒父母。这种对于独立空间的不尊重，当然也会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趁孩子不在家，搜查孩子的房间，口袋，背包，抽屉，偷偷翻看日记、信件，甚至没收、销毁；再比如偷看孩子的个人消息、聊天记录，随意地处置个人物品等等。在网上我还看到有人分享了这样的经历，说一个孩子在书架上翻找资料，不小心碰掉了书，意外发现后面露出一台摄像头。另一个女孩偶然发现自己的储存罐里有光线，仔细翻看才发现里面有妈妈偷偷安装的摄像头。这种给自己孩子房间装监控的家庭非常多。对此，家长们常见的理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或者说觉得孩子太懒，装监控可以监督孩子学习等等。而对于人格和尊严的考虑则普遍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比装监控程度稍轻也更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在亲戚、朋友、外人面前随意地讲孩子的隐私信息，包括一些难堪的事情，没有考虑到孩子可能并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这些。

针对以上的种种行为，许多中国家长们都认为孩子没有隐私可言，或者说在监护人面前没有隐私，或者承认你有隐私，但是在更重要的目标面前必须让步，比如考试成绩，这看起来好像进步了一些，但因为任何和考试无关的东西都可能使孩子分心走神，所以这种审查范围仍然是可以无限扩大的。这种“隐私是可以随意让步”的观念，当然也使得家长对于学校不尊重学生的行为缺少敏感性。相当多的家长都默许乃至赞赏学校使用剥夺隐私的手段来管制学生，如果有效的话，羞辱人格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在教室里装监控早就是常规操作了。在去年11月26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就说到了，借助人脸识别、摄像头、微信群、钉钉群等技术手段，中国学校对学生的规训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如很多中学普及了所谓智慧校园方案，学生每天进出教室，去吃饭和回寝室，都需要打卡，打卡记录会同步到家长的手机上。2019年，媒体报道有一款智能校服进入了十几家学校，这款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缝制了条状传感器，GPS定位芯片等等，用于记录学生的生物信息、面部数据和准确位置。这款校服甚至在检测到学生打瞌睡时还能响起警报。一家引进这款校服的学校校长表示，使用这款校服后，学生的出勤率大大提高了。

除了这些高科技手段外，更为普遍也传统的惩戒方法还是公开检讨，比如很多学生在违反校规后，会被老师勒令在全班乃至全校面前承认错误，读检讨信，或者被通报批评，将名字记录在班级或学校的公告栏，还有被要求在公共场合罚站等等。这种公开忏悔和认错的仪式类似于毛时代的批斗会和检讨会，它通过将个体孤零零地暴露在群体压力下，使当事人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在匿名权威的注视，从而被迫进行自我审查，也正因为它有着很强的惩戒效果，所以才一直被沿用。

有人可能说，未成年人还需要家长和学校的监护，牺牲隐私是自然的，但其实成年人的隐私同样没有被尊重。比如很多中国的大学都会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学生的生活情况，包括考试成绩直接告知家长，这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家长知情，但实际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学校默认了学生仍然需要家长来督促和干预，而没有把学生视为精神独立的个体。中国的企业也是如此，我们在这期关于企业文化的视频里有过讨论，就不多说了。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管理者都有无数的理由，认为隐私是可以被随意牺牲的，是需要立刻为其他目标做出让步的。家长认为，孩子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如果一味地讲隐私，他们会交到坏朋友，接触到不良信息。学校管理者认为，如果不使用这种公开惩戒和剥夺隐私的手段，就不能维持秩序和纪律。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讨论动机和本心如何，我也不认为隐私权是无限和绝对的，但在他们的利弊考量中，个人的人格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分量的指标，而是无足轻重的，因为采用剥夺隐私的管理手段，却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可以让不听话的孩子立刻变得听话。而人格，隐私之类的精神利益是难以量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就默认它不存在。这里多说一句，中国人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一切超感官，超越身体的精神需要都是虚妄不真的，都是闲的发慌，没有价值的。比如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中国经典的二律背反，其中有两句是“饭都吃不上还关心这个干嘛”，以及“都吃上饭了还关心这个干嘛”，在很多人看来，如果你的某种精神需要，精神追求既不能帮助你获取感性的物质利益，也不符合群体或者集体的价值观，那么即使这种精神追求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是毫无益处的，甚至是一种对过正常日子的拖累，也就是所谓的“你要隐私干什么”。中国人以有一个精神性的自我为耻，自我只是身体层面，或者群体定义下的自我，比如“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把人欲都给消灭了，有人可能会说这句话你理解错了，这个“灭人欲”只是要灭掉不合理的穷奢极欲，不是起码的生存需要。但判断人欲是否合理的标准和尺度仍然在集体这里，在穷奢极欲和生存需要之外，人还有无数种个性化的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在天理，天道的观念里都是很难得到承认和满足的。隐私就是一个典型。

那么，这种剥夺隐私的管制手段对个体有什么危害呢？我们说，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就是追求自我同一性，这是我们视频经常强调的核心概念。在5月19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就说到：

自我同一性就是我怎样确认我是谁。因为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大量我们无法掌控的事件，这些事件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认知，我们的内心状态常常处在各种波动和外界的影响之中，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我是怎样确认我具有一个连续、统一和稳定的自我的，如果我感到我的生活和历史都是碎片化的，缺乏组织的，没有意义和目的的，那么就必然会产生自我同一性的焦虑。

那有人会说，“我是谁”这个问题还需要确认吗？我是儿子，是丈夫，是妻子，在公司是经理，是员工。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是不稳定的，感性的，偶然的，甚至彼此还是矛盾的，因而不能给个人提供一个连贯，稳定的生命的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意识到自己还拥有一个高于这一切社会身份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对一切外在社会身份的统一和整合。对这个自我进行建模的过程，就是构建自我同一性的过程。

然而这个进程却是很容易被打断的，一个威胁就是他人的监视。人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才能够自由探索，然而在人生的早期，一个人是难以克制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倾向的，因为个体的心智还太弱小了，不得不与强者认同来避免焦虑。当在被他者注视，并且意识到自己被注视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唤起羞耻感的，很多人都梦见过自己在衣不蔽体的情况下被公众注视的场景，这种梦境通常会出现强烈的羞耻和焦虑。人类之所以要穿衣服，正是为了避免他人目光对身体的肆意窥探，从而建立起精神上的神秘性和独立性。在人生的初期，一个儿童要产生出自我意识，就需要抚养者能够反馈和镜映儿童的情绪，同时又不去遏制、侵入孩子的情感世界。当儿童发现，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唤起抚养者的感受，同时自我又不至于被抚养者的感受所淹没，儿童就会更乐于表达，同时会萌发“自己可以影响他人”的感觉，而这其实是一个人执行力，主动性和自信心的起源，当儿童发现自己通过特定的情感表达，能够唤起抚养者特定的反应时，借助抚养者这一中介，儿童就能分辨并命名自己的各种感受， 并且产生了更复杂和高级的自我意识。这个过程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人的理性思维，道德感，反思能力，以及读心的能力都是从自我意识的发展中获取的。在这个进程中，抚养者和儿童的关系是互为主体的，儿童感到自己不必和抚养者保持一致，也能被喜欢和鼓励。

然而，如果儿童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下，他就会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潜在的犯人，他身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值得羞愧的东西，并且他需要无休止地反省和忏悔，在这种状态下，人会产生孤立和渺小感。为了与外界现实保持一致，儿童不得不扭曲自己的主观经验，进入一种psychic equivalence mode，也就是心理等同模式，他会直接将内在幻想和外在现实等同起来，外界压力会直接引起当事人内在的恐慌，他缺乏一个觉察性的自我来为二者划分界限，无法去思考和组织情感体验，就表现为直接地被感受所驱使。在很多长期被剥夺隐私的人那里，我们能看到这种心理创伤的巨大影响。比如在去年的这期讲中国人代际创伤的视频里，我们就讨论了毛时代那种检讨会和批斗会对人心理的伤害。当时的检讨者需要无休止的自我检讨和上纲上线，向组织和人民群众忏悔，把自己的个人隐私、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以及个人细微的心理活动向大众坦白。这种触及灵魂的改造，使得很多中国人在大众目光面前无法保持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我，当产生出可能违背集体意志的念头时，会下意识地头脑空白，终止判断；当看到他人表现出真实感受时，也会联想到被惩罚和监视的场景，这当然也使得他们很难包容和接纳子女的隐私。很多中国人有一种很常见的思维，就是“你没做坏事，为什么要隐私？”，说话者想要通过批评那些追求隐私的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坦荡的好人。但其实这种思维就很像是创伤的结果，实际上，一个人问这种话，本身就已经在做坏事了。古今中外有很多人都试图通过剥夺隐私和自由的手段来塑造美德，杜绝邪恶，他们认为人的自发性是罪恶的根源，然而这种手段尽管在短时间内可能减少了某种犯罪，长期来看却无一例外地制造了更多臣服，自卑和无力的个体，因而导致了更大的邪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有一段深刻的讨论，他说：

如果允许个人在自发意义上自由行动，如果除自己外不承认任何更高的权威，是不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状态？要是无政府指的是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破坏欲的话，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人性。

我只能重复在逃避机制一章中所讲的内容：人无所谓好坏，生命与生俱来的倾向是要成长，发展，表达潜力，如果生命受阻，如果个人被孤立了，并被怀疑或孤独及无能为力感所淹没，那么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破坏欲，并渴求权力或渴望臣服。如果人的自由是一种自由自在发展的自由，如果人能充分而又不妥协地实现自我，他的非社会性冲动的根本原因就会消灭，只有病人和变态的个人才是危险的。

那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聊的。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