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清官崇拜是极其愚昧原始的文化？
下大棋，千年大计，功在千秋，本质上都是一种原始思维！一集看懂中国清官文化的本质｜历史｜社会学｜哲学｜心理｜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前两期视频里，我们从心理学、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讨论了“本意是好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我们说到，“本意是好的”这句话是在告诉你，不要执着于自己的被伤害的体验，而要共情和代入到伤害你的人的视角，去体验、体会他的本意，本心，初心，进入到他的立场、气氛和心态，这样就能感到自己和对方的心融合了，如果对方是有权力者，就要站在宏观、大局、集体的视角，从而遗忘和美化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这种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深刻的依据。但这本质上是通过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进入到一种人我不分，主客观混淆的状态里，而这种思维方式也为专制权力操纵集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这个话题是可以引申出很多新的视角的，在上期视频咱们也说到：中国文化的这种湮灭和取消自我意识的倾向，必然导致了个体权利意识的不发达，以及对清官和青天大老爷的崇拜。那么今天咱们就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探讨下去，来聊一聊中国人的清官崇拜。
“清官崇拜”是中国社会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和“本意是好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有权力者的内在禀赋，他们拥有超凡的美德和深邃的洞察力，能够辨明世间的善恶，拥有在道德和知识上最高的裁判权，因而能够为无权无势的百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即使他们看到现实中很多掌权者的真实面貌，但还是倾向于相信高层必定是明察秋毫，把握全局的，或者猜测他们在下一盘大棋，什么宏观战略，千年大计，功在千秋，都是很多人不明白但又主观上相信的东西。当然，中国社会清官崇拜的涵盖范围是极广的，上到皇帝，下至基层公务员乃至大学及高中老师，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默认拥有崇高的道德禀赋和深刻见识的。比如我们在5月24日的这期视频里就说过，很多中国的研究生之所以受到导师剥削压榨后自杀，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父母自己都站在导师那一边，默认了导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再比如我在现实中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某些男生或女生遭到老师的性侵犯后告知家长，结果家长压根不相信，认为老师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这似乎不能单纯解释为对权力的恐惧，而更类似于一种原始的，非分化的迷信。我们知道，韦伯将统治权威分为三种：法理性权威，传统型权威以及卡里斯马权威。法理性权威是成熟和现代的权力模式，而后两者，尤其是卡里斯马权威则更多带有前现代和原始的成分，清官崇拜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解释。
我们说，清官情节，清官故事在中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史记》里就有《循吏列传》，记载了一些仁厚爱民的官吏的事迹。历代的正史中都有类似于《良吏传》，《廉吏传》的东西，褒奖那些在皇权制度下廉政爱民的好官员。当然大多数人不可能看到官修史书，使清官文化深入民心的是包括小说、戏剧、传说等民间的通俗文化，以包公、海瑞为首的清官常常成为这种通俗文化的重要主角，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和套路化的叙事模式：主人公面对恶人欺压，在诉苦无门，走投无路之际，突然遇到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主持公道，这位好官拥有仁爱之心和巨大的政治权力，从而使冲突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最后主人公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明代冯梦龙收录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作为负心汉题材的典型，该小说描写了一个出身乞丐家庭的女人金玉奴，她的丈夫莫稽早年穷困潦倒，后来在她相助下考中了科举，反而嫌弃金玉奴出身低微，某天他设法将金玉奴推到水中，然而恰在此时，莫稽的顶头上司，也就是淮西转运使许德厚也在这附近，听到金玉奴呼救，就派人把她救上了船，听到金玉奴不幸的遭遇后，许德厚立刻将她收为义女，并说要为她做主，讨还公道。后来在许德厚的主持下，金玉奴先是将莫稽暴打一顿，然后看莫稽低头认错，许德厚又撮合两人重新结尾夫妻，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团圆幸福的生活。那这个故事在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离谱，这不仅是因为情节过于夸张，比如她怎么就能运气这么好，刚好碰上莫稽的上级领导，更重要的是许德厚为什么会愿意给金玉奴这么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当干爹，并对她寄予无限的援助，似乎这仅仅是为了表现许这个人无限的仁慈。最后，就算金玉奴运气爆表，开了这么厉害的挂，最后也还是得向某种陈腐的女德观念妥协，和曾经想杀自己的人结婚。这无疑表现了清官故事题材的荒谬和幼稚，而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比比皆是，清官故事里的领导干部经常高尚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同时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就算作为一个爽文故事，编的也是很不用心了。
当然，爽文故事越是肤浅和廉价，就越说明现实的绝望和无力。因此，中国社会清官崇拜的程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黑暗程度密切相关，比如，明代的清官文学作品就要多于元代，而随着明代皇权日益陷入腐败和昏聩的处境，清官文学的数量从嘉靖之后也开始激增。但清官的故事模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所指出的：在元代杂剧中，包公等清官的形象，主要体现在仰仗天子的权威，可以先斩后奏，诛杀那些害民的皇亲国戚、权贵官员，拯救小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类似于中国大陆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然而到了明代，这种凭借皇权惩办权贵贪官的清官故事已经大大萎缩了，从明代的通俗小说中，很少能看到清官们如何不顾当朝权贵的威严而诛杀贪官，顶多只有对一些低级官员或者乡绅土豪的愤怒和不满，或者就是惩治民间的顽民刁民。这种转变也很好理解。当专制制度的恶性膨胀达到了新的高度，就连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清官故事也难以存活，要么是作者自己主动进行自我审查，要么就是作者觉得这些故事太不现实，太虚假了，所以做了调整。这种变化有些类似于中国春晚的讽刺类语言节目。我们在2月11日的这期讨论春晚的视频里就曾经说过：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如果涉及到讽刺官员的，那么这个官员的政治级别不能太高，上限就是科长。1995年春晚节目《牛大叔提干》，起初针对的是官员公款吃喝的问题，故事的初稿，讲的是赵本山饰演的牛大叔，因为家乡的学校玻璃破了，找乡长来要玻璃，但由于乡长整日大吃大喝，陪酒陪进了医院，牛大叔还得替他陪酒。然而这个稿子在上场前被领导否决，因为乡长代表的是政府，不能讽刺，建议把乡长改成乡镇企业的经理。这样一改，讽刺的对象从政府变成了企业，逻辑也显得生硬起来。这也是春晚小品讽刺官场腐败的固定套路，首先，如果这个官员是负面人物，那么他的级别不能太高，最好只是个小领导，大领导总是一身正气的；第二，讽刺的对象首先针对的是腐蚀干部的下属、群众，而非腐败者本人。而且每出一个讽刺官场的节目时，后面往往会刻画一个正能量干部。这种故事模式的微妙变化，当然也是整个社会舆论环境的缩影。
由于清官文化在流行文艺作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随着中国人在近代日益接触西方文化，对清官文化的批判声也并不罕见。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清官文化的保守愚昧，梁启超，严复等人都批评过清官文化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
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今天的人们希望伟人大佬赐予百姓以共和宪政，这与古代的小民希望圣君贤相实行仁政一样，都是荒谬的，陈独秀认为，只有每个国民养成了捍卫自己权利的习惯，法律所授予的权利才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在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是有清醒的认知的。不过这种认知在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大倒退，到1949年后，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习惯不仅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反而是陷入了“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更原始也更加极端的清官崇拜。90年代后至今，清官崇拜的故事仍然在大众文艺当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例，其中尤以清宫戏为主。比如早年大火的康熙微服私访系列，主要模式就是康熙化身为平民，到基层体察民情，惩治贪官污吏，故事的高潮就是康熙亮出自己的身份，那些平日里无比嚣张的权贵在康熙这个最高权力者面前，立刻吓得跪倒在地，再配合着专属的背景音乐和特定的运镜模式，营造出宏大和深邃的氛围，突出康熙作为道德领袖和最高权力于一身的高大形象。b站上还有视频专门整理了康熙亮身份的片段。不过这类故事本就属于戏说，大家也就看个乐子，真正将清官文化潜移默化的是那种打着主旋律旗号的历史正剧，《雍正王朝》就是一个典型，这部在1999年上映的电视剧，至今还因为各种二创而在互联网上长期保持热度，尤其重要的是它被寄托了某种现实的期望，被很多人评价为帝王古装戏中思想深度无人超越的典型。但这部剧对雍正的形象进行了大力魔改，不仅将雍正塑造成一个大公无私，爱民第一，勤政第一的圣君，还着重刻画了雍正本人不惜承担天下骂名也要推行改革的勇气，以及对待政敌的宽容仁慈。一个贯穿全剧的线索是为民做主的雍正，与满洲八旗贵族、汉族士大夫以及天下读书人等反动派势力的斗争，雍正认为，儒家士大夫以清廉刚正自我标榜，试图在君主面前保持某种独立性，因此比起听话的贪官污吏更坏。为了符合“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这种价值观，电视剧将雍正手下的能臣，比如李卫，年羹尧等都说成了雍正的家奴，李卫被说成是要饭出身，目不识丁，被胤禛救了一命才有了后来的飞黄腾达。然而历史上的李卫虽然读书不多，却是个大财主，是靠买官才进入官场的，年羹尧本人更不是雍正的奴才，而是科举出身。正如秦晖所说，这种改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读书人犯上作乱，工农干部才忠于领袖”的观念，也完全可以理解很多毛粉为何会喜欢这部剧。在清代皇帝中，雍正是最喜欢农民性的，他曾宣扬农民最贵，就连“不肖士人”也不如农民，因此雍正设立了“老农总吏”制度，要求各州县从农村里选拔最吃苦能干，勤劳俭朴的老农民，给予荣誉性质的八品顶戴，然而这些淳朴的老农一旦有了权力后，逐渐与官府和黑社会勾结，变成了新的压迫者。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文革时期从贫农中突击提拔的一群干部，在掌权后又迅速成为危害一方的恶霸。而雍正大力褒奖农民最贵，贬低儒家士人，也让我们有强烈的熟悉感。从某种程度上说，雍正王朝的叙事，比起中国传统的清官故事还要更倒退，连海瑞这样传统的清官都容不下，而只能保持雍正这么一个红太阳。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对清官乃至有权力者的崇拜，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吗？答案当然不是，我们在视频开头就说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原始和古老的迷信，并且广泛地存在于很多前现代社会。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模型：法理性权威，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马权威。法理型权威指的是，民众服从权力是基于现实理性的，与掌权者的个人魅力，内在特质无关，掌权者也没有权力去评判个体的内心世界，这里预设了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是独立的，我在世俗层面上服从你的权力，认可你的统治，但在精神上我们是平等的，我的内心世界仍然可以拒绝你的审判和窥探，这也是现代法治精神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起源。应该说这是一种高级且成熟的权力模式，但中国社会所熟知的权力模式不是这种，而是有权力者可以洞察一切奥秘，包括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并且这种洞察力是为圣人、楷模所垄断，因而也是不可学习、传播和分享的。我们知道，从汉代起，春秋决狱就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司法官，当然也包括皇帝，都是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在遇到无明文法律规定或者疑难案件时，司法官可以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灵活地选择适用法律，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正如《盐铁论》中说的：
《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就是说，统治者有义务去审查和评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的本心是好的，那么即使你违法了也可以免罪，如果你本心是坏的，即使合法也要惩罚。而一个人本心的好坏，大部分时候只有依据掌权者对被告的动机、良心的主观推测，有极大的灵活选择的空间。这种诛心，诛意的权力，通常建立在自我意识不发达，个体未能从集体表象中分化的原始迷信之上。正如王毅所说，清官崇拜其实是复活了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形态。在原始社会，人类尚且无力认清很多事物的规律和原因，比如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吃了某种食物会死，为什么会突然发大洪水，这些问题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原始崇拜的方式，把自己想要获取的洞察力投射在了神明和神明在尘世的代言者。因此，酋长、祭司和巫师等等往往因其对事物原因的洞察力而获得部落的领导权，这也是后来国家统治权力的雏形和起源。这种超自然的神圣洞察力，在中国的君主制度中被保留下来。比如汉代的《潜夫论》认为，圣人能够像驾驶舟车那样洞察天地间的善恶变化，并因此可以引导百姓的精神。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拥有千里眼，顺风耳等等官吏，以及二郎神，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等等，也是暗示了君王有某种超自然手段能对世界时刻保持洞察。在巫术观念里，像镜子一类的法器，被认为是能够使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显出本相的宝物，因而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镜子常常被用来隐喻统治权力断定善恶是非的超凡能力，比如“明镜高悬”，再比如文革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口号：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人们举着毛主席语录，到处找身边潜伏着的牛鬼神蛇，反动分子，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这非常类似于巫术观念里的巫师举着圣物法器操办驱魔仪式，当然也从侧面证实了文革模式与原始巫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我们说，这种来自于神赐和天启的神秘洞察力，是中国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因而也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心态，并且天然蕴涵着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倾向。这种非理性的心态容易陷入歇斯底里的激情和一厢情愿的幻想，无法孕育成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证伪意识。由于缺乏稳定的自我意识，因而也失去了一个稳固的心理基点去分析和评判事物，缺乏对事物进行精确和定量化的描述能力，时不时地陷入到一种类似精神错乱的状态，比如“本意是好的”，“上面在下一盘大棋”之类的。正如我们在上期视频里所说的，很多人在受到伤害时，会无意识地通过放弃自我，进入到一种人我不分的不清醒状态里，因此在大量相反的证据面前，他不仅不会检索和反思自己观念，甚至这些证据还会进一步巩固原有的偏见。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受伤害并不必然导致一个人觉醒，关键在于他的反思能力是否遭到了抑制和破坏。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聊的。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