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无私奉献为什么是中国人的陋习？一集看懂中国人恋母的本质
中国人的爱国情结为何离不开恋母？为什么中国人热衷于歌颂无私奉献？｜心理｜政治｜文化｜社会学｜自我成长｜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继续聊聊中国人出国后变得更保守的问题，然后也想聊聊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是怎样决定了他的命运的。在11月2日的那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波尔布特早年在巴黎留学，不仅没能充分吸收当时法国各种丰富和开放的思想，也没能融入法国社会，反而是变得更加狭隘封闭，成为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共产主义者，而他在欧洲的这段经历也为后来红色高棉的统治埋下了伏笔。我们这里并不是主张某种心理决定论，而是说在缺少心理整合所必需的资源的情况下，很多人的早期性格的局限性，往往终其一生都得不到审视和调整，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路径。站在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他们的人生好像呈现出了某种必然规律。那以前有网友问我更认同哪种人格理论，比如现在国内很流行的mbti，其实我自己更认同大五人格理论中的“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具有更高人格开放性的个体，更容易跳出这种必然规律的预测和束缚。
而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近代的命运，则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他们中很多人具备留学的经历，有着在那个年代最开阔的视野和进步的追求，并在后来都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他们满怀平等和真诚的理想来到延安，却发现事实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正如我们在去年12月15日的这期视频所说的：五四精神最终还是被中国最阴暗的权谋文化和农民造反的传统给改造了。面对权力的施压和诱导，他们原先坚守的观念被轻易地改造和渗透，少部分人被权力机器所碾碎，而大多数人则成为权力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他们的人格主体性，被所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话语轻而易举地吞噬，出于软弱和恐惧，他们通过积极地碾压别人，使自己与权力机器融为一体来换得生存，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1949年后，他们仍然难逃被倾轧的悲剧性命运。而当我们去关注他们的心理结构时，又会发现他们从早年信奉自由平等，到一点点被改造和驯服而不自觉，背后又有着某些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依赖感和孤独感，这些东西在无意识层面不断寻找与之“匹配”的环境来满足自身需求，引导他们走上相同的道路和命运，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人所认同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固然能够展现一个人表层的价值观，但在这种表层观念下，真正驱动人做出现实行动和人生选择的根本力量，是个体的潜意识动机和深层的情感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诗人艾青。
1910年，艾青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乡村，因为被算命先生说成是克星，被送到了本村一位贫苦的农村妇女大堰河家中抚养，这段悲惨的童年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性格。1928年艾青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来留学法国。回国后因组织左翼活动被指控为颠覆政府并判刑6年。在入狱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回忆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我印象里，这首诗还被选入了中国高中人教版的语文教材。诗歌全篇的基调是悲痛和伤感的，作者开头先写道：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的。
作为被父母嫌弃的儿童，艾青自幼经历了深重的贫困和不稳定，这种苦难导致的不安全感，使他对母性的需求更加强烈，也让他对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怀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作者对大堰河的怀念是细腻且深情的。他写道：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
这些细节极其富有生活感，也很能让人感受到深刻的悲情。作者显然也是想借此怀念这种无私奉献的母爱。然而他所罗列的所有场景，都是大堰河作为母亲在劳动、做家务、养育儿子等等，总之，都是一个无私的照顾者。在他看来，母性，或者说一个无私的照顾者，就是大堰河的唯一属性，就连大堰河的梦想，也仍然是围绕儿子们展开的。他说：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在艾青看来，大堰河就连做个美梦，都不能摆脱母亲的身份， 要为儿子娶了漂亮的妻子自豪。而大堰河由于过度操劳而早逝，也更加巩固了他对地主家庭自私冷酷和劳动人民无私奉献的印象。艾青说到：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能理解艾青对乳母的这种深情，然而将这一切视为无私的母爱并加以歌颂，这就显得界限不清，缺乏自省。我认为，人不应该去赞美一种没得选的美德，不论这种美德看起来有多么无私多么崇高。在那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大堰河对丈夫和儿子的所谓的无私奉献，更多的是现实所迫，是被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观念，以及女性要逆来顺受牺牲自己的伦理所束缚。她缺乏改变处境的机会。她的付出当然值得尊重，但这仍然是出于被迫，而非自由意志的表达，因而不应该被浪漫化为一种伟大的母爱。假如大堰河有得选，她大概不想做任何人的母亲，不想照顾任何人，而是追求让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但这丝毫无损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可是在艾青看来，就连母亲做一个美梦，都要为儿子娶了娇美的媳妇而开心，而不是做一个为自己的梦。似乎大堰河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利益的人，而首先是要为儿子们去奉献、牺牲的。因此，这种歌颂看似非常深情，但其实又是一厢情愿的，是他将自己对母爱的强烈需求，投射在了母亲身上。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对母爱的强烈的匮乏，以及他的投射性认同， 是他在日后逐渐被权力所改造的深层原因。
艾青的诗中，经常流露出对孤独、寂寞和寒冷的强烈恐惧，以及对于温暖，光明的渴望，他对中国的那种迷恋和深情，也颇为类似一个失落的儿子对母亲的想念。他对中国遭受的苦难的共情，也类似于他对乳母的情感的复制。在《死地》这首诗中，他说：
可怜的地之子们啊，终于从泥土的滋味，尝到了大地母亲蕴藏着的，千载的痛苦。
对温暖母爱的强烈怀念，使得他对生命的感知总是带着凄凉的底色，他渴望能有一个太阳可以恒久地提供温暖，只要有这样一个太阳出现，哪怕是虚假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将自己融化掉。这个太阳很快就出现了。1940年，艾青在重庆的北碚见到了周恩来，他在诗中写道：“他从浓荫覆盖的高高的石阶上健步下来。”此后，艾青的诗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对阳光的歌颂，逐渐摆脱了先前的那种忧郁、凄冷的底色。1941年，艾青来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他终于结束了在精神上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太阳。他赞美道：
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
不过，此时的艾青刚到延安，还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独立性。到1942年，许多怀揣理想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逐渐幻想破灭，他们撰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其中尤以丁玲，王实味等人比较尖锐。正如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所说：
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艾青也声援了丁玲，他说：
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尊重作家先要了解他的作品。
艾青等人的文章很快吸引了毛泽东等人的关注，经过毛泽东的敲打和诱导，艾青很快就放弃了自己坚守的创作自由。一个月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内容与之前的风格有很大变化，在这篇文章里，他开始强调：“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因为目前还处于艰苦斗争的时代，他认为，文艺应该与政治结合，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针对延安当时存在的黑暗，艾青表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作家们应该团结。后来，艾青和毛泽东有信件往来。艾青认为，毛主席的回信，是在指示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此时的艾青已经彻底成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中，艾青积极地参与到对王实味的批判。王实味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在当时对延安阴暗面的批判中，尤其以王实味的最为尖锐，他不仅激烈地批判当时延安的特权制度，更是将批判的矛头暗中指向了毛泽东，王实味后来被下令处决，也完全可以视为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奏。经历了转变的艾青，迅速抛弃了先前所坚守的作家的创作自由，在针对王实味的批判中，他说：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由于受到高层的信任，艾青又创作了一系列诗作，在这些诗作中，先前的那种愁苦、忧郁、孤寂凄冷的情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毛时代特有的昂扬向上的情绪。在《河边的诗草》写道：
我一边唱一边从山上飞奔而下/歌声像风一样愉快地飘扬。
他多次强调：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和鼓动的武器。
虽然延安整风仍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他通过积极表现，最终还是过关了。1945年1月13日，鉴于艾青在整风以来工作的多项事迹，他被评为“甲等模范工作者”。艾青终于找到了能给他温暖的太阳，人民，党和领袖，就是他灵魂的归宿。然而这个温暖的太阳最后也无可避免地吞噬了他，而他仍然像一个单纯朴素的孩子，对于凶险毫无觉察。反右运动开始，艾青为当时已经失势的丁玲讲几句话，结果遭受了批判。1957年12月，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艾青也多次遭到批斗，直到1979年他才被恢复名誉，此时他已经69岁，过了二十多年政治贱民的生活。作为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艾青的心路历程是非常典型的。虽然可以说他们是被权力所利用，然而他们自身心理结构的缺陷，使得他对自己的理想化的投射缺乏自省和辨别能力。
由于内心深处饱受孤独和寂寞感的折磨，艾青从自己对乳母的迷恋，发展出了对无私奉献的崇高对象的迷恋，党所宣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好契合了他的投射需求，使他放弃一切思想上的抵抗力和批判性。站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理想化的，无私奉献的人民和人民领袖，是那么地不真实。即使在当时，一个有思辨能力的人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无私和热情并非自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迫和欺骗塑造出来的。但由于这种符号满足了他逃避自由和渴望母爱庇护的需求，同时又为他们的生命提供了某种崇高感，因而成为了他们灵魂的寄托。正如我们在视频开头所说的：
在一个人所认同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表象下，真正驱动人做出现实行动和人生选择的根本力量，是个体的潜意识动机和深层的情感需求。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那最后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