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泽东花式自虐的深层逻辑

中国人精神自虐的根源何在？｜苦难崇拜｜历史｜教育｜心理｜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节目咱们还是接着来聊苦难崇拜。上期视频里我们说到，苦难崇拜，指的是把痛苦视为一个人成长和成功的主导因素、决定因素。在苦难崇拜的文化看来，苦难本身还具有道德意义，教育意义。正是由于苦难有着这种神圣性，因而它不仅不会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加以消除，反而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去考验、教育、磨练、提高一个人的。我们知道，这种苦难崇拜的文化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广泛存在于朝鲜、越南、古巴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进一步追溯毛时代的苦难崇拜在20世纪的起源。这个问题之所以对今天的人们仍然很重要，是因为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人的心理问题本质上是吃苦不够多，过于悠闲导致的。中国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回归原始和湮灭个人意识的思潮，每当出现现实问题时，许多人倾向于依靠更加前现代和原始的方式，来尝试克服现代性不足的问题，把不够自由导致的问题，归结为自由的太多了。这也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融入世界现代潮流的过程中面临着格外强的阻力和挫折。

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当然还是我们绕不开的人物。而毛本人在青年时期的思想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思想一辈子也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你从他青年时期思想中完全可以找到60年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就多次说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反复地流露出通过思想改造来变换人心，从而救国救民的设想。1917年，时年24岁的毛泽东就提出，按照掌握大本大源的程度，可以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和庸众。他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就是说，圣人能够掌握大本大源，贤人是粗略掌握的，而愚人则是完全不掌握。这个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真理的意思。在《国民性批判》的那期视频里，我们说过，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认为，掌握了大本大源的圣人和贤人，拥有改造和教化愚人的责任，只要掌握了这个宇宙真理，就可以号召一切人，激发每个人内心的道德潜力，从而克服一切问题。他说：

今吾以大本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当然，毛的这种认知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个主要领导的团体，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关注这个团体，不仅是因为新民学会的会员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为了共产党在早期的领导人或理论家，也是因为从新民学会的组织模式、理念、精神和价值观当中，能隐约地看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缩影。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砥砺就是磨刀石，比喻痛苦地磨练。在毛泽东看来，人必须要经过刻苦的磨练，才能够锻炼出顽强的意志和体魄，从而承担起改造人心，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新民学会起初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以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为主，毛泽东通过《寻友启示》，邀请耐艰苦，有决心，随时准备为中国献身的青年做朋友。虽然毛泽东在名义上并非新民学会的总干事，但毛是实际的领导核心。后来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到：

“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的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机，求知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可以看出，新民学会虽然名为学术团体，但讨论的话题却是非常窄的，那就是救国救民，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绝对崇高的价值观。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要将国家和人民置于自我之上，因为中国陷入了危机，时间很紧迫，容不得慢条斯理地思考。而考虑个人的问题，乃至自己的精神、灵魂和信仰问题都是不允许的。他们希望找到中国陷入困境的原因，希望开出一剂药方，把中国的问题彻底解决。

我相信很多人读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会欣赏他指点江山的豪迈气势，的确，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后来的历史，单单去看毛泽东在二十多岁时的做法，很可能是非常崇拜的，因为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大公无私的价值观。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满心想的是怎样救中国，就连求知也是围绕着怎样救国展开的，但如果一个人的求知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崇拜，而不涉及对这种思维的元认知和怀疑，那么他求来的知识，就只能是工具性的，技术性的，急功近利的，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深度和智慧，反而更可能导致自己满怀真诚地害了别人。因为一个人不应当去崇拜任何世俗的偶像，哪怕这个偶像是抽象意义的人民，一个人也不应当在这个偶像面前停止自我，放弃人格的主体性。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独自面对自身的勇气，但却自以为具有最强的责任心。在这种大公无私的背后，其实又隐藏着一种极端的唯我独尊，那就是既然我把我的灵魂和人格都献给了人民，所以我就是道德最高尚的圣人，可以代替天道，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大本大源，我理所应当地具有在道德和思想上改造别人的权力。正如萧子昇回忆说：我们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

既然把救国救民视为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那么整个团体需要的就不是热衷于思辨，捍卫个人自由的思想者，而是敢想敢干，勇于牺牲，具有顽强意志的革命家。毛泽东就非常推崇体育运动磨练意志的功能。

新民学会的成员经常风餐露宿。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冷水浴，用冰冷刺骨的井水从上到下浇灌自己，反复一二十分钟，即使是冬天也这么做。有时毛泽东和同学一起在太阳下暴晒，称之为“日浴”，有时趁着大风来临跑到操场上，城墙上，让大风吹打身体。毛泽东还曾经组织过一个类似于斯巴达的团体，去农村长途旅行，做忍饥，受热，耐寒的训练。这么做绝不仅仅为了锻炼身体，在毛泽东看来，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磨练意志，使精神强大。关于斯巴达的教育制度，我们在这期视频里有过简要的讨论。多说一句，毛认为使身体承受痛苦可以使精神强大，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怎样才算精神上的强大？是勇于自我反思和怀疑的人精神更强大，还是身体上虽然能够承受艰苦甚至牺牲，但在思想上却盲从于某个伟人的人更强大？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除此之外，毛还认为吃苦，以及从事体力劳动，是非常神圣的行为，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毛一生都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纯粹的思想者非常厌恶，他认为社会分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进而造成阶级的分化。上层阶级，也包括知识分子都带有与生俱来的罪孽性，因为他们在精神上脱离了劳苦大众。因此，一个人要洗刷自己的原罪，就有必要去农村接受磨练，在与农民同吃同住中实现精神上的融合与净化，如果你从思想上拒绝这种磨练，那你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自视清高。这种对农村的推崇和对城市文明，专业分工的极端抵触，也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普遍共识。李大钊也曾鼓励青年们快到农村去，过一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阶级觉悟，其实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就深深地烙在毛泽东等人的内心中，在他看来，农民因为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天然地就比知识分子更具备道德优越感和革命性。这种观念在新民学会的内部有相当的共识。

新民学会的会员大多来自农村，一类以毛泽东，萧子升为代表，他们属于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另一类以蔡和森为代表，生活非常艰苦。但不论如何，他们都属于农村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当他们从自己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却发现自己得不到应有的施展空间，在饱尝人情冷暖和等级秩序的不平衡后，极易产生激进的思想，以及对一切上层文化和常规制度的不信任，认为抽象的权利，法律，自由主义，都只是理论上行得通，在实践中很容易沦为所谓有产阶级的统治工具。1921年1月新民学会召开了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应当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毛泽东认为，要从根本推翻从前的一切来重新建设。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会员们出现了分歧，大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纳为5种，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的共产主义，温和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认为，激烈的共产主义，也就是采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最容易出效果。何叔衡也表示，激烈的方法虽然会导致大乱，但一次大乱顶得上20年的教育。这种“以大乱促大治”的思路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主张激烈革命，因为现实的一切都是败坏的，只有依靠群众运动，人民专制的手段，才能实现心目中的那个神圣的理想国。当然，也千万不能以为他们真的相信人民，正如我们在国民性批判的那期视频里说到，毛本人其实并不相信作为个体的人民，他无数次地感叹中国人思想太久，道德太坏，积弊太深，包括被毛泽东视为最干净的农民，也被批评为“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为这个人民的力量虽然伟大，但本质上还是盲目的，是自在的而非自为的，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倾向于萌发私有意识，为此就需要就有一个人民的代言人或者说守护者来把握方向，以抽象的人民来规训和约束具体的人民。可以看到，在这种宏大理想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对专制权力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在暂时无法掌权时，还能打出为民请命的反对派的姿态，一旦大权在握，过去受伤害的心理就瞬间爆发出来，动辄以人民的家长自居。而这种对群众运动的狂信也必然导致了对苦难的迷恋和推崇，因为既然苦难成为了道德优越感和力量的来源，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改造和净化他人的手段。当然，毛的这种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本就隐藏着的元素，正如邓晓芒在《新批判主义》中说，

民粹主义是东方农业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儒家的“君子”、“圣人”其实是民粹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们把自己摆在民众之中，同时又超乎民众之上，力图成为民众的“救星”。

正如我们在开头处说过的：中国社会和文化都有一种很强的回归原始和湮灭个人意识的倾向，每当出现现实问题时，许多人本能地选择依靠更加前现代和原始的方式，来尝试克服现代性不足的问题。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是以被动卷入的姿态参与进来的，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落、抵触和挣扎，而毛时代的苦难崇拜则可以视为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失败的逆反和回流。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还是继续探讨苦难崇拜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