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PUA：没苦硬吃！为什么领导总担心你很闲？
一集看懂中国苦难崇拜的本质｜教育｜历史｜心理｜自我成长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中国社会苦难崇拜的文化，这也是我们频道未来会经常探讨的话题，在7月7号的那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中国人在学习问题上有崇拜苦难，迷恋苦难的倾向，当时说到：中国文化里不少耳熟能详的有关学习的谚语、诗句，都在强调吃苦，比如“学海无涯苦作舟”，“不经一番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等等。似乎中国人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总是要去承受或忍耐生理或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种观念当然也在现代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从一个更深的视角去审视这种文化。
我们说，苦难崇拜，指的是对痛苦的一种非理性的迷恋，也就是认为苦难、痛苦本身有一种神圣、光辉的意义，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正面价值的东西。
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痛苦是达成目的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属于苦难崇拜的范畴。比如在洗衣机发明之前，一个人要洗衣服，就不可避免地要忍受弯腰、洗刷的乏味和劳累；许多原先要由人从事的体力劳动，未来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交给机器去做，这些痛苦属于一种必要的恶，是人们所要努力减少的东西，当然不会去崇拜它。另一些痛苦可能只是外人看起来很苦，但我们自己更多感受到的是快乐，比如去学习一门语言，一种乐器，去学一门学问，都会或多或少要应付一些繁琐、枯燥的东西，也会导致身体上的劳累，但那种求知和进步的快乐会压倒了劳累感，当我们靠着内驱力在从事这样的事情时，也不觉得那么辛苦了，但在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好奇、欲望和向往，而非痛苦感。
而我们说的苦难崇拜，指的恰恰是把痛苦视为一个人成长和成功的主导因素、决定因素，还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开阔人的心胸。因此，在苦难崇拜的文化看来，苦难本身还具有道德意义，教育意义。正是由于苦难有着这种神圣性，因而它不仅不会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加以消除，反而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去检验、教育、提高一个人的。如果没有痛苦就制造痛苦，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苦难是绝对不可能获得消除的。当你将痛苦视为必要之恶时，那么痛苦就是有限的，可量化的，有边界的，而苦难崇拜下的痛苦，则是泛化的，无限的，扩散型的，甚至是完全违背工具理性的。而这种思维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家庭、学校、企业和政府之中。
比如中国有不少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糟糕的食宿条件，制定了苛刻的生活规章制度，但很多家长不仅不反对，甚至还称赞其“管理严格”。有家长就认为：“如果连这种苦都受不了，将来何以面对社会的挑战？”
许多中学为了出成绩，将学生的休息时间严重剥夺压缩，以至于到了影响日常生活的地步，从升学率这个工具理性的目的来说，这么做实际上会抑制学生的做题能力的，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迷恋这种做法。
再比如在中国的职场和政府中广泛存在的形式主义，领导们喜欢制定不切实际的高目标，用文山会海来占用下属的精力。在很多情况下，这么做是为了让下属疲于应付，因为中国的领导们似乎普遍认为，下属闲下来是很危险的，下达高指标虽然可能导致下属职业倦怠，低效率，乃至工作质量下降，但可以让他们更听话，而这被认为是一项更为重要的素质。
宣传领域也是苦难崇拜的重灾区，经常到了完全反人性和扭曲常识的地步。比如我们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讲到了疫情期间官方针对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正能量宣传，当时我们说道，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必要的，官方只是想通过女性抹杀自己的性别特征，来唤起大众的悲情的感觉。
诸如此类的操作，都让我们感觉，中国社会的很多不人道的现象，似乎和其他国家的不人道有着某种区别，比如20世纪早期美国工厂奉行泰勒制，美国工程师泰勒通过科学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并对之进行严密设计，研究出了最经济且生产效率最高的标准操作方法，从而将工人的工作潜能发挥到极致。泰勒制在美国被视为剥削工人的奴隶制度。但它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理性博弈的产物，是为了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现实目的，而中国社会的很多非人道的做法，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有时候很难用工具理性解释，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信仰和宗教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文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把视线落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上。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是一个苦难崇拜逐渐登峰造极的过程。在去年12月10日的那期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视频中，我们提到了五四时期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热切地呼唤新人的出现，所谓新人，指的是能够忘我地工作，克服自我的私情和个性，服从集体和组织的安排，并以当局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人。在当时的人看来，只要有足够多这样的新人，中国就能够克服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实现对西方国家弯道超车，而要制造大量的新人，就必须通过思想改造等手段，来激发个人的精神意志，信仰力量，对此我们在4月19日讲中国国民性的那期视频里有过详细讨论。当时有这种改造国民性想法的人很多，但只有毛泽东通过整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成功地将这种思想改造的手段落实，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拥有坚定意志的人，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既然新人的关键就在于消灭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也就是消灭个人感受， 个人利益，个人动机，个人观点，那么苦难在锻造新人的仪式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能否吃苦恰恰可以作为一个人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摒弃自我，和集体融合的重要判断标准，由于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消灭个人感受，因此这种苦难考验就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需要每时每刻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这种思维下， 苦难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本身就成为了目的。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在这里，苦难具有使人融入大众的道德意义，甚至还能够净化人的灵魂，从而克服因为执着于小我而带来的苦恼。苦难状态以及苦难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匮乏，因为缺乏自我而下意识的服从，都被抬高为一种崇高的美德；而在宽裕状态下养成的松弛和自信的气质，则被视为可耻和自私的缺陷。《阶级、身份和差异》一书中记载：1949年4月，接管南京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分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分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
1949年后，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推向了全国，并在大跃进运动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当时的各个工厂普遍开展义务劳动，自愿加班以及自愿取消计件工资的活动。实际上，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提高产量的经济理性，一个更加深层的动机，是通过这种活动对工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精神上的教化同样是运动的重要目标。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的工作，许多工人都对大跃进有所不满。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已占总数的27%。然而，各个工厂党委则普遍将工人的不满视为反革命现象，寄希望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来加以改造。比如在我们曾经提到的鞍山钢铁厂，鞍钢领导们首先以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自愿加班，来判断一个人是先进还是落后。下一步就是在工人间开展大辩论。辩论后，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有所上升，但不久又会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就再进行一次辩论。这也是整个前三十年的一个缩影，那就是思想改造越是起不到效果，就越是认为改造的程度还是太轻了，需要一场更加触及灵魂的改造，到文革时期，这种触及灵魂的深度达到了巅峰。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我们曾经提到文革时期官方以“铁姑娘”为女性模范，号召女性学会忍受各种苦难，正如金一虹在所说的，在当时：
女性爱美不仅意味着喜做小儿女态，革命精气神不足，也可能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南京三八女子搬运班一个爱美的姑娘，因为没活干的时候就换衣服，洗脸，擦雪花膏，对小镜子梳头，学普通话，就被人称为妖精，入了落后分子的另册，一句玩笑话也被勒令写检查。
文革时期另一个苦难崇拜的典型体现，则是将大量干部和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虽然上山下乡运动是出于对当时极端困难的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量，但也的确有思想教育的成分，当局认为使人置身于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彻底改造世界观。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美化苦难，崇拜苦难，迷恋苦难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的。比如越南有一个名叫陈德草的哲学家，他早年在法国留学工作，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受到越南民族主义的号召，陈德草曾在20世纪40年代从欧洲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没能与党并肩战斗的愧疚感，他故意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让蚊子叮咬自己，最后患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越共老游击队员都得过的疾病。陈德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虔诚。在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根据地，当时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女性，因为原先在城市居住，受过教育，就成了思想改造的对象，她被要求用手直接清理鸡粪，而不准用工具或者戴手套，直到她得了皮肤病。1968年，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发起了名为“革命攻势”的政治运动。卡斯特罗希望到1970年，古巴能实现1千万吨的糖产量，同时也希望这场运动能彻底清理古巴的旧传统，塑造新人，因此这也可以视为古巴版本的大跃进加文革。当时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按军事编制组织起。街头有巡逻队，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其他诸如朝鲜，红色高棉等还要更加极端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也吸引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曾经观察到，在坦桑尼亚的一次关于提高物质待遇的罢课活动中，参加罢课的坦桑尼亚学生都是在西方国家或其殖民地留学过的，唯有在苏联和东德留学的两个学生没有参加，对物质待遇的这种不同态度，使尼雷尔得出结论：西方太个人主义了，所有教科书都强调权利，权利，权利，没有责任，而东方国家具有非洲需要的东西：对责任的强调。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苏联社会开始了对个人利益、市场机制和物质刺激的探讨，60年代的经济改革，就运用了利润、奖金核算等纯经济手段来促进苏联工业，而不再一味地讲奉献和牺牲。持改革意见的包括苏联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干部，这场讨论松动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很大反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立刻抓住了这个松动的缝隙，最终促成了反抗苏联极权统治的“布拉格之春”，然而在中国和古巴等国家，对苏联体制的批判则体现在认为苏联变修正主义，大搞物质刺激，经济挂帅，背叛了斯大林体制。虽然都是批判苏联，但中国和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批判是截然相反的思路。
总之，在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越是落后的国家，往往越有苦难崇拜的倾向。这是因为越是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复杂度往往越低下，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水平也比较弱。正如我们在去年12月10日的这期视频所说，这种其实是一种原始心理防御机制的爆发，在面对外来文明对本国文化的冲击时，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往往捡起来的是文化当中最保守和传统的那一面，并试图借此来实现对西方社会的弯道超车。之所以说这很原始，是因为苦难崇拜其实是一种巫术思维的体现。正如这种崇拜通常也伴随着对魅力型领袖和神迹的迷恋一样。由于巫魅化的思维方式在这些国家更有市场，更适合作为凝聚人心的纽带，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表现出某种向更原始的状态倒退的倾向，当然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说的。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还是继续探讨苦难崇拜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