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看懂中国人迷信铁饭碗的根源：匮乏是如何使人变蠢的？
在延迟退休下的中国社会，应该抓住什么？｜考公｜考编｜鸡娃｜创伤｜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聊我最近的一点感想，就是关于中国人对铁饭碗的执念。前些日子，全国人大通过了延迟退休的决定，同时规定了职工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消息一出就引起了民间普遍的反感和骂声，作为一项关乎大多数劳动者的政策， 却没有听取民意，没有公开的讨论、辩论，从7月底的三中全会上被提出，还不足2个月就匆匆被立法机关通过了，可以说是又一次国家级别的违约。政府如此急迫立法的原因，首先是巨大的养老金缺口，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危机和经济的恶化，也使得政府感到越拖下去引发的社会危机就越严重。不过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失业问题，就如一些网友吐槽的：“新规定只是说到60岁还要上班，但在这之前你不一定还有工作。”当然，也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是体制内的有铁饭碗，虽然要延迟退休，但总比外界更稳定，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一对比反而有了优越感。这种想法确实很典型，中国的每次危机，都会加速催化一部分人更加迷信铁饭碗，越发地相信某些外在的符号是抵御一切未来风险，获得终身保障的定海神针，这被很多人形象地称之为“上岸”，就是脱离了苦海，来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考公、考编、买房，或者高考，考研，都是很多人所迷恋的那种具有魔力的符号，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取得这个符号，然后就可以心安了，等到若干年后就可以像现在的退休老人一样悠闲，这是很多中国人都想象的一种理想生活。
不过大约八九年前，我就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长期契约抱有怀疑的态度，那时中国经济比现在更繁荣，大众的心态也要乐观得多，但我对于周围人热衷讨论的买房，社保，养老等等话题感到疏离和警惕。这并不是因为我很了解经济学，从数据中预测出了什么，其实只需要对历史有一定了解就会发现，在过去的80年里，国家级别的违约发生了很多次，这些突变的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存逻辑，即使我们回看20年前，也会有恍如隔世之感，80后，90后和00后对时代的感知差异也是越来越大，而未来必定是一个加速演进的时代。那种把未来视为当下逻辑的线性延伸的观点，本质上是刻舟求剑。另外，一个社会长期契约的可信度，离不开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框架，而这种制度首先要建立在对行政部门乃至立法部门的约束，也就是要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构，当然这也是目前完全看不到希望的事情。
不过，抛开这些历史，经济的原因，促使我没有去追求这些符号的深层原因，是我从身边的例子中觉察到，这种取得了符号就觉得稳定了的心态，表面看起来是上进积极的表现，但本质上却是出于某种深刻的匮乏感，因而也是相当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即便中国的经济没有这么糟糕，我也不会认同这种做法。在前两期视频里，我们探讨了饥饿是如何制造羞耻感，以及损害人的思维能力的，当时我们说道“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饥饿所激发的生存本能与人类最根本的心理机制相连，长期处在饥饿状态的人，大脑始终保持着紧急反应的状态。饥饿感常常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瓦解人的精神力量，造成非常深刻的心理创伤。实际上，任何匮乏都会损害一个人的心智能力，除了物质的匮乏外，忙碌的人缺少闲暇，孤独的人缺少社交，自卑的人缺乏他人的认同，这种种的匮乏都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这本书，就提到了匮乏会使人进入管窥的状态，也就是人在匮乏下，视野变得非常狭窄，只能透过管子的洞口看清少量物体，无视管外的一切。稀缺和匮乏会增加人的认知带宽，进而导致智力下降，更加容易冲动并作出错误的决定。认知带宽类似于计算机处理能力或者互联网的带宽，当一个人的生活陷入了过多的稀缺状态，不论是时间、金钱还是情感上的匮乏，那么他的认知带宽都会被严重消耗，表现为注意力和决策能力的下降，自控力降低，认知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限，变得短视和目光狭隘，无法规划长远。正如作者所说：
带宽支撑着我们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利用带宽计算扑克牌游戏中获胜的概率，评判其他人的面部表情，控制我们的情感和冲动，读书或者用富有创意的方式进行思考。几乎每一类高级认知能力都要依靠带宽。因此，带宽负担在世界各地贫困人群的生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大脑自由才能成为合格家长》这一节，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就说有一项关于父母养育子女的研究，是以机场的空管员为研究对象的。在天气糟糕的日子里，飞机频繁延误，空中有很多需要管制的飞机，空管员的认知负担就会非常高，他们需要精神保持高度紧张，使所有飞机安全降落；在另一些日子里，空中没有那么多飞机。研究人员就发现，根据某一天空中飞机的数量，他们可以预测当晚空管员养育子女的水平。飞机越多，为人父母的水平就会越低。同样一位空管员，在轻松地工作了一天之后，对待孩子仍然能够持续关注，表现出温和，有耐心的样子；而在辛苦工作了一天后，在面对孩子时很容易焦虑，脾气暴躁。稀缺会导致一个人表现出更低的认知能力和执行力。这个例子其实说明了，在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心智的自由，这是一切能力的起点。
而在中国，由于缺乏对个人边界的尊重以及各种意义的社会保障，一个人在物质匮乏之外，往往还要面对各种由身份焦虑带来的匮乏，他们要么活在创伤中，要么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这会损害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使他们无法反思主流舆论和大多数人的选择，他们迫切地将各种美好的期待，幻想和愿望，投射到大众、专家或者国家所认可的道路上，渴望这些神圣的，光鲜亮丽的符号来救赎自己。于是，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盯着上岸的那一刻，无法感知当下，无法注意到各种复杂的可能性。结果，他们看似理性的决定却导致了一种巨大的非理性。
比如我曾经接触到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的家庭条件和成绩都很普通，经常对自己未来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状况感到焦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学校的征兵广告，入伍不仅免吃住还有补贴，这立刻吸引了他，果断决定报名参军。当我问他为什么，他很干脆地说就是为了钱。但实际上，他所在地区的征兵补贴相当低，而且入伍后的津贴也是低得可怜，远远不如他自己去就业市场上随便找份工作的收入高，就算军队会发放一些生活用品，但那些东西的质量也无法与自由选择的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征兵体检，他还做了一系列手术，手术费已经赶上征兵补贴本身了，但他仍然认为自己这样做是迫于某种客观现实，并坚持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寒门出身的普通人是“没得选的”。虽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然而他其实是有选择的。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搜集信息、规划去获得某些工作机会，虽然回报不会太高，但比起当大头兵还是好得多了。这需要暂时地忍受一些不确定性，然而这对他的心智来说太困难了，过多的选择不仅不意味着自由，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除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之外，他还感到孤独，渴望自己被一个更大的群体所接纳。为此他迫切地希望将自己融入到一个没有选择，完全被计划的组织内，在这个组织里，个体的自由度被压缩到了零点，从吃饭，穿着，人际关系再到言行，一切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自由对他来说是令人不安的，于是他主动地选择了逃避自由。然而，他却将自己这种主动选择，说成是被某种外在的客观条件胁迫的结果。匮乏感死死地扼住他的精神，使他无法注意到其他的信息，更不能对其进行思考和权衡，结果是他的自我意识无能从金钱的表象中超脱出来，并对其进行元认知。表面上他所说的金钱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是他主观意识的产物，这正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所说的机械趋同。
与之类似的是中国人对考公考编的执念。这个话题我们在去年3月12日的这期视频里有过讨论了，当时我们说到：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加上各种内政外交因素的影响，年轻人越发希望加入体制来回避就业市场的风险，而三年的防疫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对铁饭碗的追捧和崇拜。然而，所谓铁饭碗的稳定性其实是很可疑的，因为历朝历代都有旨在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裁撤和降薪的改革。体制能够成为许多人眼中的铁饭碗，并非因为它比其他行业更加优秀，效率更高，而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全能性，即通过对金融、土地等产业上游的垄断，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回挪腾，将财务风险和负担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和分散给其他国民。因为政府的权力并不受宪法等社会契约的制约，这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裁量权，也给体制内人员以某种安全感，但也容易因为不受制约，感受不到负反馈，从而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到黑，结果是使危机以更快速，也更加悄无声息的方式到来。更重要的是， 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严重，自由度更低，这反映在政府对公务员乃至其家属更强的控制和束缚。由于体制内任务经常是繁琐、无聊，无意义，愚蠢的，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人精神的消耗是很严重的，很多人可能大大高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心理承受力，以为只要工资能稳定发放自己就能拥有快乐平静的人生。但有研究表明，公务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职业倦怠包括3个维度：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和低成就感。在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这种心智上的损失造成的机会成本很容易被低估，这不得不说是匮乏伤害认知能力的一个典型体现。
最后一个常见现象，是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鸡娃”现象。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家长普遍是高考的受益者，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趁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跻身中产阶级，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曾经长期生活在上升渠道稀缺的环境下。在毛泽东时代，能否上大学不仅是学业问题，更是一个人阶级成分和政治背景所决定的，许多有能力的人因为出身问题被迫放弃学业，沦为社会底层。上山下乡一类的政治运动，使得无数人的青春被迫荒废。随着高考恢复和阶级成分论的取消，一大批学生得以通过高考摆脱农门，进入城市工作，改变家庭的命运。这种前期的匮乏感和后期的成功，使得这部分家长强烈地相信考试是跨越阶层的唯一路径，因而倾尽全力希望孩子通过考试复制他们的成功道路，成为鸡娃教育的坚定拥护者。他们的认知带宽被高度集中在如何通过考试获得成功经验上，潜意识里仍然试图通过给自己的孩子打鸡血来“一次性逆天改命”，并认为一旦成功就获得了某种终身保障。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种制度的成功者，因而自己有信心够为孩子指明方向，将自己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成功，解读为某种必然的规律。然而，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一系列极其特殊的内外因素之上的，彼时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加上迎合了全球化进程下欧美产业转移的浪潮等等，因而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塑造了整个社会“努力考试就有回报”的认知，然而这些特殊因素目前都在消失。
鸡娃的家长们大多属于优秀的随波逐流者，他们的优秀并非建立在自主决策和对社会的深入调研和挖掘之上，而更多地是出于某种匮乏感和对制度的服从，因而对社会的认知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习惯性高估自己成功的普遍意义，没能意识到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悄然转移，以这种相当过时的标准和方法来要求子女，这不仅让孩子们在面对未来挑战时失去了更多元的发展机会，也让整个家庭陷入了一种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中，自然也无法理解年轻人的抑郁、躺平和迷茫。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说的。最后再说一下 ：我们这个频道从现在起将不再进行文字的咨询，因为我最近发现文字交流这种形式还是不适合需要频繁互动的话题，沟通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目前我就只保留语音聊天了，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