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爱国教育为何总少不了色情？中国的民族主义教育是怎样制造心理创伤的？

一集揭秘中国爱国教育的本质｜心理｜启蒙｜创伤｜精神分析｜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我想做一个系列，聊聊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人的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我本来就很有兴趣，也是最近受到一位好朋友的启发，就想系统地梳理一下，那么这期视频就作为这个系列的起点。在开始前再说一下，我们这个频道从现在起将不再进行文字的咨询，目前就只保留付费的语音聊天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费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那继续说回我们的主题。

许多人都注意到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主要体现在针对外国元素和符号的暴力和仇视，比如2012年西安的u型锁事件，再到各种因为和服、夏日祭等日本元素引发的争议等等。每逢7月7日，9月18日这样的抗战纪念日，中国互联网上都会掀起大大小小的网络暴力活动，网民们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寻找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证据。在学校里，各种仇外教育的力度也大大加强，我自己也听过不少朋友讲过自己和家人因为对外国的态度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冲突。陷入到这种排外情绪的人，容易有随意联系，捕风捉影的思维模式，在与他人互动时存在上纲上线，歇斯底里的偏激倾向，因此很难去讲道理和沟通，即便他们接触了大量真实的信息，甚至是在国外长期生活，也没有对此有所反思，那种偏激的排外情绪仍然没有缓解，这种表现非常类似于遭受了真实的心理创伤。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压根就没在现实中接触过任何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被外国人造成创伤，是什么维持这种仇恨心理的运转呢？

我想，这还要从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去寻找答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以前也经常探讨宣传话语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比如在这期视频里我们探讨了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军事话语，在今年1月的这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近年来低幼化的宣传话语是怎样被用来淡化社会矛盾的。实际上，诉诸某些非理性的因素，比起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下去讨论和学习，要更容易达成操纵他人思想的效果。中国人在面对外国元素时表现出的这种非理性的应激反应，的确是创伤性的，但这种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官方描述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自己反复制造的。使用带有情感色彩的创伤性叙述，可以让没有创伤的人也经历一种心理创伤，这就是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儿童尤其容易成为这种宣传的受害者，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尚不成熟，当被植入了带有强烈创伤性体验的信息，就容易将创伤内化为自身的情感体验，并产生恐惧、焦虑和愤怒感。在这个阶段，儿童的自我认同尚未完全建立，他们对于“我是谁”缺乏稳定的认识，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边界比较模糊，外界的叙事很容易影响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当官方反复地强调外国在历史上侵害本国的各种微观细节时，由于儿童并不能分清当时的中国人和自己之间的联系，也不清楚当时的外国和现在的外国有多么大的差别，因此很容易将这种敌对的叙事投射到当下的自我认知当中，产生一种“我也是被攻击对象”的感受，并对外部世界产生泛化的恐惧和敌对情绪，认为外界充满了无法解释，无法预测的无限恶意，通过塑造集体的情感体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得以在人们心中建立起“受害者”的自我认同。而这种教育一旦放弃那种带有强烈情感的创伤性表述，那么泛化的恐惧就可以被定型和理解了，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会觉得全世界都是坏的，这反而使人变得不容易煽动，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地强化创伤性表述。

那么中国的爱国教育中有哪些创伤性表述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微妙的用词。中国的历史教育在描述外国与中国的关系时，大量使用了性侵犯的拟人化的隐喻。比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浪潮”，再比如“凌辱”，“蹂躏”，“侵犯”，“割让”这些词都是极其常用的，通过将国土和国家人格化为女性，比如祖国母亲，少女等等，将敌对势力比喻为性侵犯的施暴者，将国土丢失比喻为女性失去了贞洁，贞操等等，从而激发受众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遭受性侵后的创伤体验有相通之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七子之歌》用拟人化的手法，将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这七个中国在近代失去的领土，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孩子。作为官方认定的爱国主义诗歌，《七子之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并出现在1999年纪念澳门主权移交的文艺晚会上。这里多说一句，我没有使用“澳门回归”这个常用词，而是用“主权移交”，是因为它的英文handover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表述。那么在闻一多的这七首诗，就有不少地方使用性侵犯、虐待和肢解的隐喻。比如《澳门》这一篇就说：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香港》篇是这样说的：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

《九龙》这一篇说道：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旅顺大连》这一篇说道：两个强邻将我来回地蹴蹋，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这些话语诉诸的是相当暴力的意象，从心理学上讲，性侵犯隐喻很容易调动起人类最根本的恐惧和羞辱感，也很容易使个体尤其是儿童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产生对外部威胁的过度敏感， 这表现在个体对任何外国文化的侵入行为，甚至是接触行为，都容易联想到贞操和纯洁性的丧失，并产生过度的防御性反应和敌对模式，由于这种隐喻具有很强的唤起创伤感的功能，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被大量利用。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男性在看到本国女性与外国男人谈恋爱，很容易想象力过度发达，进入意淫状态，再从家国情怀的立场上批判女性背叛了民族贞操；看到女性穿和服，就立马说对方崇洋媚外，忘记了国仇家恨，而自己则无论怎么看日本的色情电影，都属于批判性观看，是和民族精神不矛盾的。这种病态和扭曲的心理，源于这种民族主义教育暗含的物化女性的思维。女性被视为某种民族尊严和贞操的象征，而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因此女性的个人生活就更容易被政治化。

与闻一多的《七子之歌》相比，方志敏的文章《可爱的中国》则更加鲜明地揭示中国爱国主义情感的某种本质。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中，方志敏怀着深厚的悲情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光明前途的期盼和信心。这篇文章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分析。文章说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伟大无比的创造力，能够造起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只要中国能够斩断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就能终结所有的贫穷与灾荒，迷信和愚昧，这些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赠品，到那时，中国将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成为一个充满了富裕，智慧，友爱和欢乐的国家。这种观点我们接下来再评价。最值得关注的是方志敏使用的隐喻和无意识流露出的性欲。在文中，作者将中国拟人化为一个美丽性感优雅的母亲，他花了大段文字描写这个母亲的外形美，比如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比喻为女性身材的曲线美，将中国的崇山峻岭，大江大河，比喻成这位母亲丰满的肉纹和肉窝，将中国地下蕴藏的矿产资源，比作这位母亲无穷的乳汁。中国是无地不美，如同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令人爱慕。接下来，文章重点描写了帝国主义对祖国母亲的剥削和残害，方志敏使用的语言是形象化和恐怖的，也是幼儿式的，我来读一小段让大家感受一下：

看呀！看呀！那名叫“帝国主义”的恶魔的面貌是多么难看呀！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面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的狞恶可怕！满脸满身都是毛，好像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他们的血口，张开起来，好似无底的深洞，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都会被它吞下去！他们的牙齿，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锐利，发出可怕的白光！他们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铁爪！那么难看的恶魔，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一、二、三、四、五，朋友，五个可怕的恶魔，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朋友，看呀，看到了没有？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用他们的血口，去亲她的嘴，她的脸，用他们的铁爪，去抓破她的乳头……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在做什么？他弯身伏在母亲的胸前，用一支锐利的金管子，刺进，呀！刺进母亲的心口，他的血口，套到这金管子上，拼命的吸母亲的血液！母亲多么痛呵，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看！他们都拿出各种金的、铁的或橡皮的管子，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都拼命吸起血液来了！母亲，你有多少血液，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

说实话，我读他的文章有一种强烈的不适和别扭感，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隐喻非常有创伤性，也是因为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作者在创作时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性欲投射和隐秘快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爱国主义存在着某种淫秽性和恋物癖的倾向，当然这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们会再讨论。

实际上，以恋母情结和对于被强暴的屈辱感，来唤起中国人的爱国情感，是中国的爱国宣传一种极其常用的手法。然而，这种被唤起的爱国情感又是相当病态的。借助恐怖和暴力的隐喻，民族主义叙事通过不断强调“外敌”的侵害，以及“我们”的屈辱，制造出一种虚构的共同体，让个体陷入到集体的创伤记忆中。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投射机制，容易强化对国家和领土的纯洁性的认同，通过将复杂的国内问题，简化为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的侵犯，从而使国民的焦虑感和不满转移到了外部对象身上，并回避了内部的危机和冲突。个体将外部的敌对势力视为一切问题的来源，而无法清晰认识到国家内部的真实矛盾和问题，因而容易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善恶二元对立，无法通过独立思考去分析更复杂的社会现实。而这恰恰为当权者操纵和愚弄集体意识提供了土壤。

例如，如果不了解情况而仅仅看了方志敏和闻一多的文本，你会感觉当时生活在租界和殖民地的中国人，全都是亡国奴，都是可怜又可悲的受害者，而生活在祖国母亲统治下的国民，则是幸福和快乐的，但这离真相相当遥远。因为，如果租界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狱和魔窟，就无法解释当时为何有大量中国人选择逃进租界避难。民众用脚投票作出的选择，比任何夸张的说辞都更有说服力。例如天津的英租界在最开始只有十几个中国人居住，由于远离内战，治安良好，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民国时期的各种官僚，富豪，明星，革命家都喜欢往租界里挤，其中也包括鲁迅和抗日名将张自忠。19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甚至宣布，中央政府也要迁往英国租界办公。在清末，租界可以说是全中国最有人权的地方，甚至大大推动了晚清的司法改革。例如当时很多西方人都强烈批判清政府保留凌迟等酷刑，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专门向总理衙门递帖子，建议清政府废除凌迟。在外交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协，凡是在租界内由洋人抓获并移交的中国罪犯，不论什么罪行，清政府都不得使用凌迟。最终在1905年彻底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1906年，在国内外压力下，清政府修订完成了《大清刑事民事诉律》，其中首次规定了律师制度。此外，租界还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和传媒事业的发展，因为清政府无法管辖到租界，使得租界内涌现了大量的报纸和教育学校。例如在上海英租界发行的《苏报》就经常刊登反清革命的文章，章太炎和邹容在报上辱骂光绪皇帝和慈禧，号召民众推翻满清统治。慈禧当然恨不得把这些人满门抄斩，然而在现实中不得不按照租界的法律办事，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租界当局控告侵犯了皇帝的名誉权，要求引渡罪犯。在天津法租界创办的《大公报》，以开风气，启民智为宗旨，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这都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民族主义叙事不能解释也不愿意直面的事实。

如果站在皇帝的视角，你会认为租界和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而如果站在当时底层民众的视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大为复杂了。比如从1950年代持续到改革开放的逃港现象。为了摆脱国内的饥荒、迫害和贫困，大量的大陆民众偷渡到当时的英属香港，其中尤以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时期为高峰期。站在方志敏的角度，偷渡者的行为就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人宁愿接受帝国主义的迫害和剥削也要背叛祖国母亲。然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应当首先以现实的权利和法治理念为基石，而非建立在血缘或种族身份，或者某些虚假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神话之上。

正如我们在去年11月25日的这期视频里说的：

对国家而言，主权体现在一个国家在领土范围内拥有独立的自治自决权，这包括了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权力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然而主权的另一层含义也包括主权在民，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它的公权力既不是通过规范的程序产生，也不受法律和人民的监督，那么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只是某个总统的主权，充其量只能说是政权regime，而不是真正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很多独裁者都喜欢强调自己如何地排斥外国，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他们之所以执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其实是执着于自己的权力。比如津巴布韦的前总统穆加贝，他曾经带领津巴布韦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被称为津巴布韦的国父。但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依靠军方建立了独裁统治，并连续掌权长达37年。从2000年开始，为了扩张权力，穆加贝掀起了一轮土地改革，将白人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此举造成粮食产量大减，津巴布韦出现大范围饥荒，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然而穆加贝坚决否认饥荒的存在，拒绝了国际援助的粮食。尽管他承认津巴布韦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但他认为这都是西方势力的制裁和封锁导致的。在津巴布韦独立后，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解放，反而是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

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很多可分析的，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