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看懂中国式唯物主义：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是怎样被匮乏破坏的？
——中国人为何难以摆脱饥民人格？｜心理｜哲学｜教育｜代际创伤｜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期视频发出来后，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共鸣，那这期视频，咱们继续来探讨饥饿创伤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开始之前呢，首先想说一下，我们这个频道从现在起将不再提供文字的咨询，因为我最近发现文字交流这种形式还是不适合需要频繁互动的话题，沟通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目前我就只保留语音聊天了，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
那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说，饥饿和匮乏带给人的心理创伤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会带给人以强烈的羞耻感，同时也严重抑制一个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使人的心智停留在表象层面。比如我们在9月7日讲隐私的视频里就说道：
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倾向，就是认为一切超感官，超越身体的精神需要都是虚妄不真的，都是闲的发慌，没有价值的。比如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中国经典的二律背反，其中有两句是“饭都吃不上还关心这个干嘛”，以及“都吃上饭了还关心这个干嘛”。
我们说，这个梗确实是概括得非常精确的。它不仅是政治宣传的产物，而是在饥荒和政治高压下产生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也就是思维深深地沉浸在对匮乏的恐惧之中，难以发展出对抽象概念的建模能力，表现为一种极端的世俗感和现实感，也就是对一切超出口腔体验的事物都视而不见，乃至嗤之以鼻。这常常表现在对自尊，人格，美感，个性，爱情等抽象的精神利益的忽视，对于各种超现实的爱好、品味缺乏兴趣和好奇，以及对公正、民主、个体权利等等普世价值的轻视和无知。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抽象的事物都可以统统用一句“吃饱了撑的”，“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来衡量或评判。
在袁隆平去世的那段时间，中文互联网上流行一个表情包，就是在袁隆平的照片下面配文：“都怪我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这个梗常被用来讽刺某种现象的荒谬和无意义，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否定一个事物的意义，不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就事论事，而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吃太饱”，只要饿一饿，头脑就不会想这么多没用的东西了。
这里仍然隐含着一种精神要始终依附于身体的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喜欢传播这个表情包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不喜欢父母的那种老套的说教，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饿，但在无意识中却又传播了某种饥饿环境下的思维方式，这的确说明了某些集体性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物质水平的进步而自动消失。
中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本质上是将形而下的口腔阶段，味觉阶段等生理需求，视为人的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本质和根源，从而把人的生命意向和终极归宿给口腔化，身体化。在就业方面体现在对铁饭碗的极端迷恋，这个话题以后会再详细说说；在婚恋中则发展出了吃饱饭为核心导向的择偶策略，中国特色的相亲就是一个例子，父母倾向于为子女选择经济条件优越的对象，认为这样才能带来“看得见”的安全感，而不认为情感契合，人格成熟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顶多认为这些是依附于物质的次要指标，很多人说这太过于功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国式的功利，与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又有着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功利主义哲学虽然也是基于“最大化幸福”这一原则，但对幸福的定义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精神满足、个性发展、自我实现等非物质层面的追求。西方功利主义注重人的整体幸福感，不仅限于身体上的舒适，还包括精神上的富足与自由。正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所说：
自由主义要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指导者和主权者, 要让每个人为自己去思索, 只按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去做, 允许其他人以言之有据的道理说服他。
这种对于成为自己的主人以及独立思考的执着，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本身就是不功利的，比如如果能够牺牲自由去换来某种物质条件，很多人是愿意的。功利主义哲学要求个人按照对自我有利的判断去做，关键在于你首先得有一个自我，而缺乏自我的功利就经常体现为一种狭隘和短视的策略，比如我们上期视频提到的那种病态的好面子。
那么，饥饿和匮乏是如何抑制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的呢？
首先，在长期的物质匮乏环境下，人们的首要任务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粮食、住所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每一粒米、每一根柴草都是生死攸关的资源，这促使人们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进行精细的计算和规划。这样的环境迫使人们把大量脑力用于对具体问题的精打细算，例如如何将粮食合理分配、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虽然这些活动锻炼了人们在实际操作中的“精细化思维”，但这种思维方式往往局限于眼前的现实，缺乏对抽象概念的运用和归纳能力的培养。当事人在进行任何推理或计算时，总是要依赖于实物的形象。比如，在计算数字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在脑海中浮现出具体的物品，如米粒、牲畜等，或是依赖身体部位如手指、脚趾来帮助记忆和计算，不善于使用抽象概念，多说一句，这其实也是很多学生在学习数学和物理感到非常头疼的原因。这种必须借助具体物品来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毛泽东的指头分析法，毛一生中无数次用手指头来比喻和说明问题，比如1945年他就说道：苏联是大指头，是反法西斯的主力，英美只出动了80个师，苏联出了200个师，所以苏联是主力。在大跃进期间，毛更是反复地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喻来掩盖和回避错误。在1959年南宁会议上，针对大跃进造成的问题，毛说道：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干部们要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个比喻的关键毛病并不在于几比几，而在于以宏大的帝王视角去看问题，完全将人民视为一种财产和资源，只要最后的结果是正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生存、痛苦和代价就是无足轻重的。但不得不说，毛的话语的确是非常富有特色和感染力的，他的很多比喻之所以能达到一种很好的洗脑效果，就在于抓住了农民们重物质，轻抽象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无法演绎出更为复杂的逻辑，也深深影响了对社会角色和职业的理解。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农民的劳动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视为“虚无”的，“花里胡哨”的。在他们看来，商人只是在不同地方搬运货物，不生产任何实质性的物品，却通过交换赚取了利润，这让他们感到困惑甚至不满。商人的利润看似是凭空“变”出来的，无法与辛勤耕作的农民形成对比。在农民眼中，只有通过体力劳动创造的“实物”才是有价值的，商人通过流通货物而产生的“抽象”价值则是不合常理的。这种观念反映了他们难以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经济规律，以及更抽象的社会角色分工与市场机制。
正如秦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所说的：
理性思维必须建立在抽象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基础上，这正是在商品交换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在商品经济中，无数具体的物品被抽象为可用货币加以定量的价值，显示了概念在逻辑基础上的可通约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去年11月11日的这期视频里有过详细的论述，当时我们说道：中国人所理解的劳动，往往是指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制造实物，比如认为生产粮食，机械和钢铁等等工农业才是真正地在做事，而以信息产业，教育培训，金融业，文体娱乐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则没有根本的价值，是处于依附性地位的。官媒也反复警告中国经济不能“脱实向虚”，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根本，脱实向虚则要吃大亏。在那期视频里，我们就以游戏产业对芯片产业的催化和促进，说明了人的精神需求是怎样推动科技进步的。中国社会所认为的实体经济，准确地说应该叫实物经济。它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只有人的生存需要，即对物质的需求才是真实的需求，而包括娱乐和文化享受的精神需要，则都是虚假的。这种“唯实物主义”的价值观，当然也是一种饥饿和匮乏社会才容易有的认知。
另外，抽象思维能力也与一个社会的交流程度密不可分。在一个高度互动、思想自由流动的社会中，个体更有机会接触到多样的观点，从而发展出复杂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比如在古希腊，公民大会、公开演讲、公开的法庭审判和辩论，戏剧和竞技会对于民主政治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活动大大培养和锻炼了人的思维能力。因为在大规模的社会交流，尤其是公开的辩论、讨论和演讲中，个体有机会通过言语的碰撞，逐步意识到某些共同的、超越感性的概念是具有真理性的。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还能揭示和捕捉某些超越感官的“普遍性”或“本质”，并把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视为看得见的东西的本质，比如柏拉图就把超感性的理念，视为比感官世界的事物更加真实的存在。在言说中，个体逐渐意识到一些概念如“正义”、“真理”、“美德”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符号，而是代表着人类生活中超越感官世界的原则。这种思维模式的演进，使得哲学成为了追求真理的工具，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感性世界的描述。这里多说一句，对语言的态度可以视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关键区别，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有着明显的反语言倾向，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以后再详细聊一聊。
值得一说的是，普世价值为人类所熟知，也是离不开大规模的交流和互动。比如文德尔班认为，十字军东征导致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频繁接触，这些宗教的斗争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一些人发现了这三大一神教的分歧背后存在某些共同因素，比如犹太教认为摩西的律法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特殊启示，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等等，这种排他性和独特性的教义背后又有着某种深层的共性，那么学者们就意识到在这些特殊的启示背后，存在某个超越具体宗教形式的真理，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宗教的观念，而这个宗教只能通过理性来把握。这个洞见为欧洲走出中世纪的矇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却几乎没有多少岁月是能够真正免于饥饿的，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紧张的土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统治者刻意促成的。管仲说：“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就是说，口腹之欲可以用来操纵百姓，这就是仁君制人之术。刘禹锡在《口兵诫》中感叹：可以多食，勿以多言。老子更是强调：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既然不可以说话，又需要为个体的能量找一个出口，就只能选择沉溺于味觉和口腔，所谓“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感慨和无奈。中国人“内敛”的国民性，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匮乏塑造出来的。在物质匮乏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社会交流往往受到压缩和限制。人们的精力和时间被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所占据，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超越日常事务的讨论。个体更多地处于生存斗争中，焦虑于粮食、水、栖息地等基本需求，缺乏机会去从事与生存无关的抽象思考，进一步压缩了人们进行抽象思维和追求精神世界的可能性。在为温饱奔波的生活中，精神层面的追求如个性、权利、美感等，都被视作奢侈品。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形成了一种实际主义的思维模式，也使得人们对超出生存之外的抽象事物持有一定的怀疑和抵触态度。饥饿不仅消耗了人们的生理能量，还使得社会结构更加紧张和封闭。在长时间的饥荒中，个体和家庭的生存需求压倒了社群之间的交流。为了生存，人们更倾向于自我封闭、关注自身及家人的生存，减少与外界的互动和信息的流通。
由饥饿孕育出来的保守、封闭和排外，是理解许多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的一个大背景。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这期视频是我个人的一些随想，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讨论，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