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美荒漠的根源:文革如何制造美的禁忌?
一集揭秘代际传承的审美创伤|美学|政治|哲学|严歌苓|文革|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继续来聊聊中国人的审美。在10月12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主要讨论了极权主义美学是如何制造了大量丑陋的城市景观的。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也提到:这种审美荒漠同样源于个体精神世界的麻木和不自由。我们说到:中国人习惯于将生存需要和精神追求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物质和生存条件的压力具有无条件和压倒一切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甚至可以成为衡量一切美丑的标准。如果能够提高万分之一的生存概率,哪怕牺牲全部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利益也是值得的,因此,这样的文化氛围很容易形成了一种害怕美,乃至以丑为美的扭曲审美,即认为必须要有用,要接地气,要服务于生存,这才是美的,不利于生存的东西毫无意义。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对谁进行道德上的指责和批判,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完全以狭隘的实用性为导向,害怕美,拒斥美,乃至以丑为美的状态,首先是一种心理创伤,因而是需要被理解和看见的。当然这种创伤在老一辈中国人当中要更加明显和强烈。我们这个频道一直强调要从创伤代际传承的视角去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人,尤其是父母和子女,老一辈人和年轻人之间的那种精神上的差异,并不能仅仅用一句代沟generation gap来解释,generation gap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代际之间必然会出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对平稳,代际差异也相对而言更容易沟通和调和。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则是反复经历在文化、观念、习俗上极端的断裂和冲击,这意味着中国家庭的代沟不仅仅是观念上的差异,还包含着集体无意识中大量未愈合的心理创伤,又由于政治上的因素,这些创伤其实是更难被关注和理解到的。在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写的心理学书籍中,经常能感觉到这些书洋溢着一种对于家庭成员之间通过沟通达成和解的一种巨大的乐观精神,但如果把这些做法照搬到中国家庭,很多人就会发现完全行不通,因为深处重大创伤之中的人是不太容易好好沟通的,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创伤的复杂和深刻性,就能明白一个人要在中国家庭中寻求和解和治愈,其实面临着远比西方社会大得多的困难。因此,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实处境和心理状态,对于理解中国人的历史创伤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么说到对美的恐惧。我首先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她跟我讲到她和妈妈经常在吃饭问题上产生矛盾。有一次她的妈妈路过她工作的地方,到了吃饭时间,她想带着妈妈去一家精致漂亮的餐厅吃饭,没想到她妈妈拿出了两个盒饭,并要求她在路边就吃饱,这个行为让她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愤怒。接着她回忆起自己在童年时期,当自己想要追求一些漂亮好看的东西时都会被打压,当她想要学化妆把自己打扮的漂亮,就经常被母亲批评,说成绩才是最重要的,打扮的漂亮有什么用?这些话语导致了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接纳自己的女性特质。另一位女性朋友曾经向我自嘲自己是一枚经济适用女,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自己好像生来就要服务于某种经济目的,自己的打扮,生活方式,都是以实用价值为导向的,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美或个性。
这种情况在中国家庭里很常见,我们在7月21日的那期视频里,曾经引用了《人物》的文章《我的扫兴父母》,文章收录了几百位网友分享的被父母扫兴经历,其中,女性分享的扫兴经历尤其关注,正如文章所说:
通过近700 份征集,我们发现,在被扫兴这件事上,女性明显承担了更多的评判和规训。她们的身材外表被评价,穿着打扮被约束,人生选择被规训,还有重男轻女观念下的被忽视。一位读者留言表示:“我不确定这其中是否有厌女的成分,我只知道,扫兴发生的那一刻,我甚至也是讨厌自己的。”
比如一位网友说道:穿了吊带花裙子拍了美美照片发家庭群,被告知不许穿得“坦胸露背”。
另一位网友说道:我父亲是个极扫兴的人,在他的观念里,女性的本分是好好嫁人,伺候丈夫和公婆,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他会在我化妆的时候打压我,在我不做饭的时候说以后会被婆家嫌弃,也不允许妈妈多买几件新衣服。
还有很多网友分享了自己给父母送花,买礼物,被父母嘲讽为“不实用”,“乱花钱”,不懂节约等等。很多人会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一个人上了年纪后不可避免出现的保守倾向,但其实在发达国家,我们能发现许多中老年人在生活中是非常有活力的,也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自己显得精致,浪漫和美好,甚至在一些并不发达的国家,人们也会显得更有活力。而中国家庭似乎很容易把生活过得干瘪乏味,很容易形成一种对美的敌视,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从中国历史的某些特殊因素去寻找原因。
最近读了严歌苓的小说《白蛇》,我感到它能很好地让我们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性别认同是怎样被扭曲和压抑的。这里之所以主要关注女性,是因为女性在身体和性别层面上受到的规训要更多,而文革对这种女性美的摧残也更有悲剧性。故事的主人公孙丽坤,原先是一位光彩夺目的舞蹈家,小说通过很多细节,描写了她的美丽,优雅和魅力。她曾经出国演出并获得国际奖项,她所自编自演的舞剧《白蛇传》被拍成电影,引起极大的轰动,她所独创的蛇步也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崇拜,然而这也招来了他人的嫉妒,随着文革的到来,她的身体,舞姿和性别魅力被革命话语视为威胁,她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反革命美女蛇,被关押在一间仓库里。经过了长期的批斗和关押,孙丽坤逐渐发胖,脸变宽,腰变粗,失去了原来的苗条与优雅。这种身体的变化不仅是物理上的,也象征着她的女性魅力的逐渐丧失,隐喻革命浪潮对女性“去性别化”的过程。
看守孙丽坤的女性们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她们象征了红色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规训,这些女性是歌舞剧院的学员,她们曾把孙丽坤视为祖师爷,对她十分敬仰和羡慕,然而,这种恭敬很快就变成了仇恨,她们担当了看守孙丽坤的专政队员,这些女性在文革中学会了造反舞,培养出了“宽肩粗腿大嗓门”的身体特征,这与孙丽坤柔美纤细的舞蹈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不仅在外表上否定了女性的身体,在精神上也使革命话语彻底淹没了女性的身份和同情心,将革命忠诚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凌驾于人性之上。小说写到这些人通过极端的侮辱来宣泄仇恨。例如,孙丽坤的个人生活,身体,乃至生理行为都在她们的监视之下,就连上厕所都要被注视着。看守的女队员们对她的哀求置之不理,并且说道: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
在经历了最初的羞耻和屈辱后,孙丽坤逐渐适应了这种侮辱。后来她已经能若无其事地在监视下上厕所,还能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听到一大堆的罪名,她也不再感到惭愧。她对自己的身材和形象已经毫不在意,她的头发变得油腻,脸上有枕印,穿着破旧的衣服,和男工人一样抽烟。面对男青年充满色欲的窥探,她也不感到任何羞耻,甚至还能和对方毫无自尊地贫嘴。她从最初的自信和骄傲,到逐渐习惯于身体的羞辱和丧失隐私,最终彻底抛弃了自己的女性特质,全方位地融入了劳动人民。孙丽坤的故事原型,是毛泽东时代红极一时的演员杨丽坤,她曾出演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文革开始后受迫害折磨,一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种女性人格的被抹杀之所以特别地有悲剧性,是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对所有女性的普遍压制。女性被剥夺了展示美、追求个性与内在情感表达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必须符合革命要求的无性别化和去个性化形象。对此,我们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就提到过:
文革时期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主打的就是朴素。女主人公通常不佩戴饰品,穿着肥大宽松的服装,发型统一是齐耳短发或者麻花辫。凡是不符合这一特点的画作,都可能被视为脱离劳动人民的反动作品。画家哈琼文的作品《毛主席万岁》,刻画了一位托起女儿的母亲。母亲身穿优雅的黑丝绒旗袍,戴着珍珠耳环,体态优美,女儿穿着皮制凉鞋,然而这幅作品在文革时期被批判为美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究其原因,在于作品刻画了女性爱美和优雅的气质,与主流宣传中的劳动妇女形象不符合。在当时,受铁姑娘宣传的影响,女性有意将自己的外貌和打扮像男性靠拢,以黝黑的肤色自豪,白皙的皮肤反而显得缺乏劳动。女性的服饰也以绿、黑、蓝为主。宣传画中的女性通常具备着强壮健硕的体格和男性化的动作,她们的肤色黝黑或者偏红,浓眉大眼,拥有粗壮的手臂和手掌。她们的表情要么是热情洋溢,充满自信,要么是坚定、严肃和愤怒的。总之,女性的一切都如同那个年代的样板戏一样,有固定的套路和程式。这的确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平等,它是一种抹杀了一切个性和特殊区别,因而也毫无自由的平等。
经历了对美和个性长期摧残和剥夺的人,也很容易形成敌视美,害怕美的心态,总感到自己对个性的追求是时刻被匿名的内在权威注视着的,这个权威可能是家长,大人,老师,领导,也可能是抽象的群体,比如劳动人民,周围的同学、同事、亲戚等等。一些人顽强地和这些目光对抗着,她们努力地在自己的生活中打上个性的印记,但也会因为这种个性无法被承认和看见而感到焦虑。我认识的一位生于文革时期的中年女性,她记得自己经常被老师评价为太有个性,这在当时是非常贬义的。这种对于不能融入集体,融入劳动人民的恐惧一直缠绕在她的意识深处,即使过了四五十年,她也会时不时恐惧自己在外表和穿着上是否与他人不一致,是否显得与众不同。
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对抗,陷入了平庸和世俗的洪流之中,她们主观上不再为自己的个性无法实现而焦虑,但却容易在无意识层面上压迫和窒息自己身边的人,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些扫兴的父母。虽然中国社会早就在事实层面上抛弃了毛时代的那一套革命话语,但女性气质所遭受的创伤却并不会因此而立刻得到修复。女性对美和个性的追求仍然面临很多阻碍。
与毛时代的中国相反,当代中国无处不充斥着性话语,以及消费主义化的女性形象,正如《中国女工》这本书所说的:在当代中国,女性的身体被膜拜和商品化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只有一大堆符号保留下来。在改革的中国,对女性身体的全面兴趣被全能的消费者欲望所唤醒,消费者注视的目光不仅要求性感,而且还要进一步性化。比如在中国社会很常见的白瘦幼审美,女性一方面又要柔弱,另一方面却又要性感和挑逗的,通过过度强调青春、瘦弱、白皙这种主流男性的审美尺度来排斥其他形式的美,忽略了女性的健康、自信、智慧、成熟等多元化的美学可能性。因此,表面上看这与毛时代的禁欲审美相反,但也只是规训的形式不同,真正的美的自由和多样性在这两种社会环境下都是被压制的。我认为,美的层次和深度最终取决于个性觉醒和成长的深度,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人的形象才能以感性方式把精神的东西表现出来。在审美过程中,虽然我们直接感知的是外在的身体或形象,但实际上我们是在通过这些外在的感性形式去审视和感受对方内在精神世界的。这也是为什么审美与个体的自由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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