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揭秘极权体制长久运作的秘密：中国的爱国宣传为何是淫秽的？
极权主义是怎样制造快感与性压抑的？｜精神分析｜民族主义｜爱国｜性压抑｜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期节目里，我们初步探讨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怎样制造创伤的。当时我们说到，很多深受中国的爱国教育影响的人，容易有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极端排外的思维方式，并且与他人互动时容易出现上纲上线，歇斯底里的偏激倾向。这种表现非常类似于遭受了真实的心理创伤。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爱国教育偏爱使用性侵犯的隐喻来塑造受害者的集体认同。通过反复地强调外国在历史上侵害本国的各种微观细节，爱国主义宣传得以将带有强烈创伤性体验的信息植入受众的记忆中，个体会将创伤体验内化为自身的情感体验，并产生恐惧、焦虑和愤怒感。这种受害感很容易使人产生泛化的恐惧。在上期视频里，我们具体分析了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以及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所使用的语言风格，探讨了这种创伤性的语言，是很能够动起人类最根本的恐惧和羞辱感的，它容易使个体尤其是儿童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产生对外部威胁的过度敏感， 比如，在面对任何外国文化的侵入行为，甚至是接触行为，都容易联想到贞操和纯洁性的丧失，并产生过度的防御性反应和敌对模式，由于这种隐喻具有很强的唤起创伤感的功能，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被大量利用。在探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时，我们说到这篇文章所流露出的性欲投射和隐秘快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揭示了中国的爱国主义中存在着某种淫秽性和恋物癖的倾向。那有些网友不太理解这句话，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来具体分析分析。这里再插一句，我们这个频道从现在起将不再进行文字的咨询，目前就只保留付费的语音聊天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
我们说，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也是完全禁欲的。因为它强调个体要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在“国家优先”的思维方式下，个体被认为应当抛弃自我，压抑个人欲望，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官方不断地塑造一系列自我牺牲的英雄故事，他们为了集体利益不惜抛弃一切个人享乐，同时，官方也要求个体远离来自国外的诱惑和腐蚀，自觉地抵制包括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福利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秩序的破坏。然而，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禁欲性只是事情的表面，它只是符号性的公开的法律而已，这种法律其实是相当僵化的，因为它要求个人完全地放弃欲望，当然也是违背人性，不能长久的。对体制而言，必须为个体寻找一个满足快感和欲望的出口，使这种快感不仅不至于构成对统治秩序的挑战，还能够隐秘地巩固和维系体制的稳定性。这两者的结合才是极权主义体制得以长久运作的秘密。齐泽克就对这种极权主义的双重结构提出了有力的分析。
他在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这本书里，首先区分了公开的法律，和秘密的法律。他说道：
法律分裂为成文公法和它的阴暗的、未成文的，淫秽的，秘密的法则。这种分裂来自何处？来自公法的不完全，非全部的特点：清晰的，公共的规则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由一些秘密的未成文的规则来补充……周期性地违反公法，是社会秩序所固有的，它承担着后者稳定性的条件这个功能。
因此，齐泽克进一步指出：
那些把共同体最深地“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与其说是对那些调整共同体“正常的”日常流程的法律的认同，不如说是对违反法律、悬置法律的特别形式的认同，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对一种特别的快感的认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符号性法律是公开、光明正大的，代表的是显性规则、法律和社会秩序，比如极权主义体制下的那些公开的意识形态和规范，它们规定了人们该如何行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然而，超我则代表了一种隐秘的命令，要求人们去追求那些被表面上的法律和道德所禁止的东西。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公开的法律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忠诚于体制，但实际上，超我命令他们在暗地里追求禁忌的享乐。这种内在的冲突塑造了极权体制下的双重生活。
例如，极权体制表面上提倡无私奉献、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享乐和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方式，然而，超我则可能隐秘地命令个体追求权力的快感、私欲的满足，并在某些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容忍甚至鼓励这种“隐秘享乐”。这种对禁忌的隐秘享乐成为了体制得以维持的另一条隐形规则。这典型地体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之中。例如，官方煽动的民族主义经常强调对西方的文化、商品和思想的拒绝和防范，然而在许多反日游行示威中，却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口号，比如“钓鱼岛是中国的，苍井空是世界的”，“保卫钓鱼岛，活捉苍井空”。我们知道，在这种由官方组织起来的游行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真正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口号的，其实，不要说打出公开违反官方的口号，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举起空白的纸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挑战。因此，这样的口号完全可以视为官方默许和鼓励的结果。然而这似乎与中国爱国主义的禁欲和排外倾向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个人抵制一切日本的产品和文化，却可以公开表达对日本色情明星的性幻想，竟然还能获得无数人的认同。尤其考虑到很多人是需要翻墙才能看到苍井空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官方在鼓励个体去追求享乐欲望和翻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中国，很多人会把追求快感或者犬儒主义视为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看似叛逆的行为，很可能正是官方默许和暗中鼓励的。官方的意识形态需要维持伟光正的形象，这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为了达到更精确和长远的操控，权力结构也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允许个体违反表面的禁欲命令去追求快感，当然前提是这种快感能够巩固权力秩序。这是理解中国很多社会现象的一个线索。比如在2022年苏州和服事件中，辅警将一名身穿和服的女生带走，并将该女生的衣服、鞋子和袜子当作作案工具没收。在2010年的成都和服事件中，几个大学生甚至将一个女生的汉服错认为和服，并要求对方当众脱衣。这些人也知道，若在平时，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在猥亵和侮辱女性，然而在爱国和民族主义的壮胆下，这种享乐不仅是可以被容许的，甚至还可能被视为是爱国情感的表达，只是表达方式有点朴素而已。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性压抑是十分严重的，性常常是一个禁忌和敏感的话题，因此，通过操控快感的流向，将性幻想与民族主义情绪建立联系，让性欲有序排放和表达，对于propaganda这个目标而言，常常能够起到比表面的正能量话语更为强烈的凝聚力。攻击性也是同样的道理，出于稳定的需要，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不鼓励一个人有攻击性的，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攻击性，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平时软弱和自卑的人，在面对比自己更有见识和个性的人时，会突然强硬起来，理直气壮地批判对方不爱国，这种攻击性和批判性当然是官方撑腰的结果。在中国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很多人发表对美国强硬的言论，强调要如何反抗美国和西方的强权，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尊严如何如何，并斥责那些反对战争的人都是软骨头，这些言论似乎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攻击性，当事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至少主观上是有快感的，然而这种反抗精神又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他们在现实里不仅做不到反抗强权，连对于微小权力的消极抵抗都做不到。一个人被欺压久了，总是会积累对上级的攻击性的，与其压抑，不如导向有序的排放，使他们的攻击性能够周期性地得到缓解，从而恢复平静。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主义的结构中，性欲和攻击性的表达不仅没有被真正打压，反而成为了权力体系中隐藏的享乐机制。通过让个体在公开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宣泄对外界文化的敌意，权力结构得以维持对个体的控制。这种机制让人们在双重命令中获得满足：既能在符号性法律的框架内表达爱国情感，又能在超我的命令下追求隐秘的快感。
另一个体现爱国宣传淫秽性的例子就是抗日神剧。在3月的这期视频里我们就提到过，中国的舆论场对抗日神剧多有批评，主要是批判抗日神剧庸俗化，娱乐化，或者认为抗日神剧不够还原历史事实，亵渎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似乎神剧是某种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审查机制如此严苛的情况下，抗日剧仍然会出现那么多色情且低俗的桥段。但实际上，将爱国主义与色情元素融合的抗日神剧，与前三十年的那种伟光正的作品相比，未必有那么大的差别。与旧极权主义排斥身体、性行为等日常性淫秽不同，新极权主义的凝视积极地将这些淫秽行为纳入其体系之内，然而两者的共性是主人的凝视始终是在场的，它不仅没有被排除在享乐之外，反而作为一种参与力量，构建了他们的欲望对象。
抗日神剧的编剧们必须学会在不触犯禁忌的情况下，使观众体验到快感，这需要不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抗战背景下，符号性法律体现在当事人应该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愤怒和仇恨，同时要有为民族独立和尊严而战的崇高情感。正常的性行为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在抗日神剧中，性侵犯的情节和场景是极其常见的，它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隐秘的享乐机制。表面上，这些场景是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谴责，唤起观众对受害女性的同情，激发爱国情感；但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窥淫欲望被悄然激发，他们在目睹这些暴力和性侵犯场景时，体验到某种压抑的快感，这种快感虽然在表面上与爱国主义情感不相容，但在超我的淫秽性引导下，它被隐秘地合理化了。例如，在很多抗战剧中都有这样的情节模式：当事人在遭受性侵犯，或者目睹自己的亲人，战友遭受侵略者的侵犯后，会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或者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突然觉醒了，也就是说，性侵犯是推动很多抗日剧情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比如2009年热播的抗战剧《我的兄弟叫顺溜》就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是一个狙击手，他在执行一次伏击任务中，意外看到了自己的姐姐被敌人强暴，然而自己却因为要完成任务而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这使他性格大变并走上了复仇之路。故事是想借此情节烘托主人公的忍辱负重和责任感，但设计这样的桥段却是漏洞百出的。再比如抗战剧《箭在弦上》中的女侠被敌人包围并且强暴，正在这时，她突然挣扎着抓起了地上的弓和箭腾空而起，然后射杀了所有敌人。诸如此类的色情桥段在抗日神剧中数不胜数，而且大多缺乏逻辑和必要性，给人的感觉就是硬套。这种设计似乎在传达一种信息：性侵犯不仅是可怕的罪行，更是促使个体获得超凡力量或道德觉醒的触发点。这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享受窥淫快感的“合法”的理由。也就是说，性侵犯场景的存在为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在表面上，性侵犯是为了激发正义感和爱国情感，唤起对敌人的愤恨；但在潜在层面，这种情节结构却成为观众通过影像享受某种隐秘快感的渠道。这种双重机制不仅让观众可以保留“爱国者”的道德身份，还能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释放被压抑的性欲望。这种现象正是齐泽克所说的超我与符号性法律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表现。符号性法律提供了公共的正义框架，而超我淫秽性则暗中命令个体去追求禁忌的快感，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共同维系了极权主义下的社会秩序和享乐机制。
因此，许多抗日神剧虽然不被正式归类为色情作品，但发挥着类似的作用。通过将色情文学或其他与欲望相关的文化产品国有化，并在其中加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符号性法律，官方得以将娱乐市场中的性需求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垄断了文化产品中的色情和享乐消费渠道。政府不仅能够主导性欲望的表达方式，还可以确保这些欲望表达不会偏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由于许多中国观众无法直接消费纯粹的色情文学或文化产品，就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所谓合法渠道，获得一种廉价且粗糙的享乐。请注意，这里并不是在说享乐和追求快感是错误的，而是在强调，这种对快感的国有化，恰恰是阻碍和扭曲了一个人追求真正的快感。这种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严重地干扰了很多人的性意识的成熟和发展，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聊吧。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