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我的精力暴增了

曾经在国内，我以为自己不焦虑，直到出国，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能量与自由。

一、被误认为不焦虑 ✨

曾经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不焦虑。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在中国生活很多年，后来因为疫情之后不怎么在中国工作了，但他还会经常来中国。他的评价是：我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不焦虑的中国人。所以，在这种外部评价下，我也一直以为自己不焦虑。

很多朋友觉得我能量很旺盛，可能因为我日常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总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能量其实很有限。

• 如果我安排一天写5000字，那这5000字之外就无法做其他事；

• 如果安排自己一个月复习雅思，这一个月我几乎不见任何人。

我非常担忧能量的耗散，因为发现真的很容易耗散。每天高能的脑力劳动时间，我不会超过8小时。

二、出国后的惊讶发现 🌏

出了国的第一个月，我发现情况似乎不太一样：我的能量特别旺盛，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几乎都可以用在工作和学习上。

要知道，我的英语并不好，雅思6.5的水平几乎无法应对日常生活和学习。人在应对全新语言时，无论听说读写，大脑消耗几乎是母语环境的3-5倍，而大脑消耗人体能量约20%，所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高耗能状态。

每周我都要上传两个视频，脚本一万字，这是一项极大量的脑力劳动。但惊人的是：学习课程、学习英语、写脚本、搭建场景、拍摄视频、剪辑视频，这些工作都能在一周内完成。在原来的生活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劳动压力甚至比高三还大。

刚开始，我以为这是进入新环境后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分泌带来的兴奋状态，但第二个月语言进入倦怠期后，身体仍能保持高能状态。这让我开始反思：在国内，很多人觉得自己没精力，说自己是“活人微死”，很大程度上是慢性压力与慢性焦虑造成的。

三、系统性解放效应 🕊️

我研究自己为什么精力旺盛，发现这是一种系统性解放效应。

在中国社会长期生活的人，即便外表波澜不惊，心理能量往往长期用于防御性消耗。

• 例如应对人际关系中的隐性权力结构，通过职位、语气、层级判断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 在高强度社会评价体系下，每个人每天都在调整自己的防御状态，持续处于高警觉、低效率的状态。

举例来说：长途坐车后很容易累，但其实几乎没有身体运动。原因是车在高频低振幅运动中，身体不断自发调整，虽察觉不到，但身体已经运动了一路，到下车时全身疲惫。

在国内，交流模式、路上标语、手机短视频等，都以隐形的焦虑方式让人焦虑，从而消耗能量。

每个人都在忙着自我证明、自我解释和比较，这些观念和信息像寄生虫一样长在身上，不断消耗能量，让人感到疲惫。

四、睡眠与神经系统的重校准 🛌

出国后，我的睡眠明显改善。在北京，我很容易睡不着，10点入睡后每隔三小时就醒一次。由于没有具体焦虑事件，我归因于自己是高敏人格、神经系统敏感，即使晚上不进行脑力劳动，也难以安睡。

出国后，我入睡容易，晚上10点睡觉，可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这是神经系统重新校准的结果。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在国内，总有一种微妙的恐惧，例如公共空间表达时不得不用拼音或符号，看似无所谓，但使用和看到这些符号的人会感到潜在担忧。我在国内写书时，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写“不能说”的内容，本用于创作的能量就变成消化恐惧能量。到现在，我还有三本书不能出版，因为来回揣测可说不可说太折磨人。

日常生活中许多小事无法自由发挥，但它们会作为情绪沉淀在潜意识里，潜移默化影响思考，消耗能量。

五、内在动机与能量流 🔋

我不再需要外源多巴胺。在国内，我花很多精力维持多巴胺稳定。无论是看视频、新闻还是社交，都消耗能量而非补充能量，容易造成多巴胺波动。为了维持高兴状态，我会刷淘宝、买各种东西，但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

现在，我可以把精力完全投入学习和写稿。如果没有学习和语言压力，我觉得一年可以完成以前三四年的工作。

生活变得极其简单，能量变得纯净，内在动机与外部行动的合一，产生深度能量流。我以前在国内像固体，现在变得像流体。

六、文化真空层与自由感 🕰️

Cathy曾说，她到澳大利亚才可以深度思考。在国内做事总有人评价好坏和价值，这让她产生不自由、焦虑状态。出国进入文化真空层，两边的人都无法评价她，让她感到自由。

我现在看国内短视频，也会感受到以前未察觉的焦虑。

就像从小喝苦井水，以为水就是那样，直到喝纯净水后再喝井水，才第一次发现苦。

七、身体与防御的解放 🌊

在英文语境下，每个物体都有自身性质，不依赖人与它的关系存在或改变。身体也一样，会通过舒适、不适、放松或紧张告诉我们如何照顾它。我的身体让我明白：放下防御，它会充盈、流动、不知疲倦。

在人人焦虑的环境下，每个人像被困在浅滩的鱼，以为精疲力竭是正常，直到回到深水，才发现游动可以轻盈。

当我不再耗费力气对抗世界，我才真正拥有世界。
或者说，我们才真正拥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