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出国后变魔怔的人是怎么回事？波尔布特留学法国后为什么更极端了？
一集看懂红色高棉的精神起源｜润｜心理｜成长｜教育｜民族主义｜哲学｜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咱们继续来聊聊出国后思想变保守的话题。在10月26日的这期节目里，我们主要是从心理创伤未解决的角度去分析的。当时我们说道：许多人由于在中国社会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导致了他们在离开中国后出现了各种不适。国外的确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确有助于缓解个体的心理创伤，然而这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背景而已。具体到个体的微观层面，外部大环境的改变并不能自动消除个体的内在创伤，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创伤和防御机制已经内化为个体的一部分，塑造了他们的情感反应、思维和行为模式，而真正能够治愈创伤，促进个人成长的心理资源，比如更多的闲暇、能够帮助个体探讨创伤并提供反馈的人际关系网络、更加包容和轻松的工作环境等等，还是得靠个体通过积极地探索和互动去建构。正是这些微观层面的差异，导致了很多人来到国外后，可能反而体验到了更大的焦虑和孤独，进而导致了心智水平出现停滞或倒退。
那在上期视频里，我们主要从集体的角度，探讨了移民们出于互助合作的需要，会重新强化乃至发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这其实是全世界范围都普遍存在的超民族现象，而这种在异国他乡被复兴的民族文化也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保守性质，容易强化某种特殊主义的世界观，道德观，比如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内的地域，阶级和学历的鄙视链等等，而这当然是不利于个体的自我探索的。
今天这期视频还是延续之前的框架，我想通过一些著名的人物个案，探讨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在来到发达国家后，思维反而变得更加极端。比如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某些国家的留学生在来到发达国家留学后，不仅没有更加认同和向往自由，平等的文化，反而是变得更加疯狂和魔怔，他们在西方的经历带给了他们截然相反的认知和体会，而他们在返回自己的国家后，往往成为了一个思想更加保守的人。
在写这期视频的稿子时，我偶然看到一个柬埔寨的旅游影片，这一下就给了我灵感，所以我们第一个出场的嘉宾就是波尔布特。我最近也在看一本波尔布特的传记，标题为：brother number one：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这本书讲述了波尔布特早年的成长背景和思想转变，特别写到了他在法国留学时的经历。关于波尔布特我在去年曾经做过一期视频，我们知道红色高棉是一个极端敌视城市文明和专业分工的政权，波尔布特掌权后，在柬埔寨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和去城市化的政策，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造成了100万到300万人的死亡，这对于一个人口在七八百万的小国而言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了一般共产主义国家大清洗和政治镇压的规模。法国学者拉古特将这段历史称之为“自我灭绝的屠杀”，而波尔布特的那种极端的野蛮、偏执和自负，都使得他很适合作为中国互联网负面情绪的投射对象，并迅速成为一个强势的网络模因。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极端程度搞一个排名，那么波尔布特毫无疑问是第一。他对知识和专业分工的强烈仇恨，犹如一个未开化的，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野蛮人。然而，波尔布特不仅自己早年成绩优异，并且还有法国的留学经历。由于成绩优异和家庭背景的缘故，他被获准与其他21名柬埔寨学生留学，并在巴黎第二大学学习，这使得他成为了当时柬埔寨极少数的精英分子。那么，为什么他在法国的经历没有让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反而更加极端呢？
这本传记就提到了，波尔布特到法国后不久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法国共产党本就是二战后法国最强的政党之一，当时恰逢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法国还未被破除。作为一名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留学生，波尔布特对否定殖民主义的共产党有好感，的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当时的法国还流行各种各样政治的，艺术和哲学的思潮，比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后印象派等等，这些思潮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去争辩和思考。许多年轻人在早期被共产主义所吸引，但后来随着接触了更多的思想，产生了怀疑，犹豫，于是开始探索其他的领域。然而，波尔布特似乎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很快就认同共产主义，终止了对其他思想和方向的探索，并承诺要为这一事业奋斗终生，最重要的是他真的做到了，直到死他都没有动摇和怀疑过他的初心。这的确是非常特殊的，如果用自我同一性的理论去解释，其他人属于同一性延缓的状态，波尔布特则属于同一性早闭，也就是在几乎没有经历探索和选择的情况下，就早早地做出了某种终生的承诺。在法国，他很快和几位左翼的柬埔寨留学生打成一片，互相欣赏，他认识了激进分子mumm，mumm的家庭在柬埔寨非常富有，他对波尔布特入党起了关键作用。波尔布特的另一个同伴是vannsak，他的背景不那么优越，虽然被左翼思想吸引，但并未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帮助波尔布特形成了某些政治思想。
可见，波尔布特并不是共产主义在柬埔寨留学生圈子内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自己也是被别人引领和启发的，然而他却后来居上，比引领他的人还要坚定和激进。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波尔布特的个人处境，他居住在寒冷，拥挤和狭窄的宿舍里，虽然他会说法语，但他无法融入和认同法国，对法国始终保持着非常隔阂、疏离和冷漠的状态。他经常感到迷茫和孤独，而他的那两个重要朋友vannsak和mumm能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甚至与法国女性结婚，表现出了更高的开放性和文化适应能力。此外，波尔布特在童年时期的贫困，加上频繁地更换生活环境，也导致了他不擅长在新环境中寻找社会支持，排解孤独。这种疏离感加深了他在法国时期的痛苦情绪，他感到自己始终是法国文化的他者。于是，他将自己作为他者所产生的焦虑和孤独感，投射到了柬埔寨在殖民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并逐渐走向了极端民族主义，而且非常仇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二十多年后的红色高棉时期，波尔布特认为，除了朴实的农民，所有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都被西方资本主义腐蚀了，就连戴眼镜也被视为是犯罪，因为这代表着一个人有阅读习惯，其实这种极端思想早在波尔布特留学法国期间就开始成形了。相比之下，他的两位朋友由于适应能力更好，没能陷入这种极端思想。
由于无法融入法国文化，他将自身的困境，合理化为对法国和西方社会的敌意，最终在共产主义的极端思想中找到自我的“归宿”。这种强烈的仇恨和敌意，是他思想演化的一个大背景。带着这种仇恨和孤苦的情绪读书，他发现自己并不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不够极端，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一套教人怎么去整人，斗人，怎么建立独裁统治，树立权威，清除异己的理论，他是一看就懂，一拍即合，心领神会。最终他意识到，只有通过高压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和民族复兴。
在法国留学期间，另一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波尔布特的思维方式。当时巴黎的学校来了很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想在巴黎的学生中招募成员到南斯拉夫参加体力劳动。波尔布特欣然前往，晚年的波尔布特回忆说，他去南斯拉夫参加劳动只是因为当时学校放假了，他没有钱，想找点乐趣。他大概也厌倦了在法国的孤独感。结果，当他来到南斯拉夫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后，立刻被深深地吸引了。当时南斯拉夫面临着严重的饥荒，干旱，暴乱和苏联的威胁，铁托发起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号召人民群众通过忘我的劳动和奉献战胜困难。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动员，给当时还年轻的波尔布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深刻地塑造了他掌权后的统治方式。红色高棉将集体动员发挥到了极致，一切不利于动员体制的自由因素都是要被消灭的，比如对城市人口进行大清洗，对异见者残酷打击等等。在南斯拉夫，波尔布特见识到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只要有了国家领导人的号召，就可以推动民众心甘情愿地参加体力劳动，而他自己在劳动中似乎也感受到了某种集体归属感和成就感。当时的另一位柬埔寨留学生向南斯拉夫政府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道：“南斯拉夫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工地，那里正在建造工厂，道路，铁路和水利枢纽，所有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给了他们不断胜利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民族存亡的问题。”
从这段话里，我们能找到二十多年后红色高棉政权的鲜明痕迹。波尔布特的感受与之相似。在法国，他面临着孤独的折磨，而现在，他则感到自己有机会与千千万万劳动者共同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感受到了集体动员的激情，这种集体主义氛围让他暂时摆脱了孤独无助。从波尔布特在掌权后对集体劳动和农业集体化的那种极端的偏执，我们很容易猜想到，他自己就非常迷恋这种群体归属感。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来到更自由的世界后，反而更加逃避自由，害怕自由。
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的：
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个体化实现提供基础，人们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这种滞后便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于是它便等同于怀疑，无异于一种缺乏意义与方向的生命，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解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弗洛姆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追求个体化进程中面对不安全感和孤立感，是如何通过逃避自由并臣服于集体或权威来寻求解脱的。尽管法国是一个崇尚自由与个性的国家，但作为一名来自殖民地的学生，波尔布特既无法真正接纳法国的文化，也对自己来自柬埔寨殖民地的身份感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个体化进程受到阻碍，他感到自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逐渐陷入一种缺乏意义和目标的迷茫。
南斯拉夫参加劳动的经历，却让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成就感和归属感。通过与其他劳动者共同参与了这个“伟大的事业”，他意识到个体完全可以通过“服从集体”和“投入集体事业”来逃避自由的痛苦，并为自我寻找存在的意义。既然自由是如此地痛苦和沉重，那么自己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别人的自由，还认为自己是在为别人好，自己是没有错的。他开始相信，为了实现彻底的社会改造，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目标。集体动员不仅可以塑造新人，还能通过消解个体差异来实现一种革命性的平等，使人消除了自由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这种亲身体验当然也深刻影响了红色高棉的政策。面对文化冲击，波尔布特选择以排斥和冷漠的方式应对挑战，他没有借机去检视或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反而是通过封闭在僵化的意识形态中来寻找归属。
那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的一个朋友在法国留学期间，曾经在课堂上和法国同学辩论政治话题，法国同学质疑了她的论据，并告诉她这些论据只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和洗脑，她当时却认为是对方听信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然而事后她并未真正拒绝这些不同的意见，法国同学的声音始终在她的头脑里回响，也让她逐渐地质疑很多官方的宣传。通过开放性和反思，她逐渐摆脱了那些政治宣传带来的偏见，这就是一个个体化进程走向成功的过程。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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